过年过节，我们历来讲究喜庆热闹，喜庆才是过节应该有的样子。
正因为如此，有那么一小撮人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来实现“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01
2月15日除夕夜，陕西汉中。
张某某为了给1996年死去的母亲报仇，将仇家王家三人全部杀死，制造了一起“除夕夜复仇杀人案”。
根据披露：
1996年8月，张某某的母亲汪秀萍路过王家门前时，因过往与王家有矛盾，汪便朝王家的王富军脸上吐唾沫，遂引起争吵。
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也同汪争吵，汪秀萍拿一扁铁在王正军的左额部、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从路边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致汪当场倒地于当天22时许死亡。
当年该案的凶手王正军，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七年徒刑，赔偿九千余元。
02
张某某的母亲汪秀萍倒地死亡那天，他只有13岁，一个刚刚记事的少年。
一起为母复仇的灭门案，引来网友们的一片高潮和叫好。
“壮士，向你学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1996年的案子，法院判决到底公不公平不是靠键盘就能知道的，但是为报仇而杀死仇家这是古代社会留下的“毒瘤”。
03
自然天性下的复仇种子
不少科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了一个相似的令人不安的答案：复仇的欲望是正常的，是人性中的一种固有特性。
也就是说，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每个神智健全的人都具备产生复仇欲的生理机制。
“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
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
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这是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借夏洛克之口，莎士比亚强调了报复是人类的本能。
小时候我也经常“复仇”，如果有其他小孩子打了我，我也会哭着打回去，拳头砸、脚踢、牙咬，反正要让对方付出一样的疼痛代价才行。
但是我又害怕别人继续欺负我，我又不得不担心下一次该怎样“复仇”。
这大概就是最早对“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受了。
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进入国家形态时，国家机器就限制民间的复仇行为，进入现代文明后已经全面禁止复仇行为。
04
复仇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因为人的自然属性，所以在古代社会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复仇故事，他们似乎成了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
电影《赵氏孤儿》将元代的纪君祥创作杂剧再现出来：
春秋时期晋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族复仇。
伍子胥：投奔吴国，攻打楚国，报了父兄之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了吴国，报了夫差的侮辱。
范雎：早年为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被怀疑通齐卖魏，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来羞辱魏使须贾，之后又迫使魏齐自尽。
中国古代来不缺少这类复仇故事，往往出于礼法复仇者总能得到褒奖或者赦免。
于是留下了“以牙还牙” “杀人偿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谚语。
这就是古代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之一：礼与法看似分立，但经常混为一体。
05
礼与法，成了“礼法”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整个社会的倾向就是：允许复仇，不复仇是一种不忠不义不仁的行为。
古代礼法的作用虽然也提倡“以德报怨” ，但是这套体系并不排斥“以暴制暴”，不排斥复仇者。
所以，在流传下来的《周礼》《春秋公羊传》《礼记》中都有大量的复仇故事，这样的故事通过师长、官员又不断影响下一代。
在《旧唐书・列女传》有记载：
孝女贾氏的父亲被玄基杀害，贾氏的弟弟强仁年幼，贾氏于是按兵不动，一直等到强仁长大，才与之共行复仇大业。
“乃候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
古代社会女性地位不高，史书上也很难看见女性的身影，但是因为复仇而大放光彩的人不在少数，她们因为复仇而留于青史。
到了近代时期，女性复仇仍然在上演：
施剑翘为报仇经过“卧薪尝胆”然后1935年，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
由此可见，这种“传统文化”影响的不止是地位较高的男性群体，也影响着女性群体，整个社会也其影响。
06
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无序到有序，从以暴制暴到以法制暴。
进入法治时期，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为了威慑犯罪与消除受害人的复仇心理，国家开始替受害人及家属实施刑罚，古代的“血亲复仇”已经被法律抛弃了。
刑罚的目的也不再是报复与惩戒犯罪，而是预防犯罪与教育罪犯，利用法律的威慑作用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国现代刑罚理论中，也采取预防说，即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预防主义），包括消除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
换个角度而言，为了复仇牺牲自己，并不值得肯定，自己的命也是命。
回到除夕夜这桩惨案，如果张某某一直认为当年的判决有失公平，申诉渠道一直都存在的。
对于张某某的复仇行为，不要拍手叫好，张某某的这一生也只剩下监狱了，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