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村官，但父亲有官瘾。终于在村上一次自荐加民主选举中，被村长任命为村里第一生产队队长。
那晚，父亲要我给他倒酒，一杯接一杯地喝。父亲酒量很大，一个时辰后却也不怎么见醉。只见他面色红润，额头悄悄爬上了几道岁月的波痕，忧郁的眼睛闪出一丝光亮。父亲盯着正堂的一张巨幅画像发呆。
“过去的日子，那真叫一个难过！”，父亲喃喃道，“那时村上的光腚半子特别多”。我愣了一下，父亲看出我的不解，连忙解释，“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光棍或者大龄不婚青年”。父亲说，后来他们好不容易谈婚论嫁了，轮番借骑村里仅有的一辆自行车，载着各自心爱的姑娘，摇摇晃晃赶上三十多里的山路，到镇上一家照相馆拍结婚照。那是镇上仅此一家的照相馆，名叫幸福里。大龄青年脱去身上洗得发白，单薄又寒酸的衣服，换上租来的中山装。在幸福里照相馆，男男女女咧着嘴笑，笑的那么存粹、甚至有点放肆，俨然他们都已生活在幸福里了。
“现在有吃有喝，虽不算富足，但毕竟饿不住人…”，父亲像似在和我说话，更像在和自己说话，“村里资源缺乏，没有一家村办工厂，年纪轻的人因此背井离乡，其实不过想多挣些钞票回来，盖上新房或者补贴家用。”，父亲看着我，皱起眉头，像在质问我，“小学、中学不毕业，就赶着趟子去扎堆儿，以为自己立马能赚上大把的钞票，到底是咋想的，父母也不管管！”，父亲一杯酒又一饮而尽。
生产队队长，确实不是村官。没有俸禄，没有补贴，父亲却也干得带劲儿。建桥、修路，量地分田，父亲都冲在前面。摊派的事情一多，父亲忙得便像个陀螺，饭点到了也经常见不到他的影子。
记得有一次，村东头马大姐来我家，质问村头的路为啥经过李大麻子家不经过她家。恰巧父亲不在家，母亲小心细语地附和着，甚至拿出提前预备的春节吃食特别款待她。哪成想马大姐还来劲了，纠集了几户离村道偏远的散户一起来闹。正赶上父亲回来，众人见父亲蓬头垢面，身上、裤腿占满了泥浆，整个人瘫坐长椅，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父亲坦率地说，村里的路是上面规划的，由于财政不足只能修到村口通往外面的主干道上，这不是哪哪一个人可以决定的。“路不是也没修到我家门口么，我找谁闹？”，父亲打趣道。众人赔笑，散去，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另有一次，本家一个叫王有理的，带着老婆孩子来闹，说西头的田少分了一分地。她老婆孩子哭作一团，央求我父亲做主。门口的人越聚越多，王有理不顾本家的情分，反而跳上我家院里的一个方桌，扬言我父亲欺负他们，要大家为他们一家老小做主。只见父亲不慌不忙， 从堂屋靠里的抽屉里翻出一个又厚又卷的本子，找到记录后给王有理看。原来，当时村里田地分良田、毛田，所谓良田就是土地肥沃，毛田就是土地有点板结，影响收成的地。按约定良田实际八分，毛田一亩则实打实一亩。
王有理跳起来，情绪更激烈了些，“和我搭界的你那块，怎凭空多出两分地？”。众人瞪大眼睛，将信将疑。父亲二话不说，里屋翻出大卷尺，径直往外走。王有理紧跟着，他老婆停止哭泣，跟上众人的脚步一同前去。父亲立在地头不说话，口袋摸一根旱烟，点着了，一边用力吸，一边看着广袤的天空，连同那脚下无垠的土地。村里几个信得过的老党员亲自上阵，低头一顿猛操作，测量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王有理家，理应分得的八分良田，实际测量是九分多地，不少反多。而我们家的毛地不足八分，南北搭界足足让出了二分多。原来，当初分地时，父亲和大队考虑王有理上有重病的老母，下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娃儿，量地时特意照顾了一把，只是没将这个好处告诉王有理一家。然而大队土地总量是固定的，有多的必定要有少的来平衡。父亲便指示一个老党员身份的测量员也“照顾”了一把自己。真是清者自清，众人恍然，嘲讽王有理实在没理，格局太小。
待众人散去，父亲再摸一根旱烟，悠悠抽着。阳光散落一地，把父亲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