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要早点买房子就好了”，王秀云感叹运气不好。她在1987年嫁到位于上海东北角杨浦区的隆昌公寓，公公是退休的警察，丈夫和她一样是工人。在丈夫小的时候，公寓还是两家人合用的两室一厅。七十年代，考虑到警察们的小孩都长大了，用墙隔开了原始的房间，一分为二，终于独门独户。
今天这里还能看出痕迹，相同的门牌号码用了“丙”、“乙”做区分，那个时候就装了独立煤气。房型大致相同，现在分为二室，最里头用来起居，饭桌、躺椅放在外头。孩子出生后，一家五口人就在这样房子里挤着。
这些年，王秀云看到很多街坊搬了出去。同她丈夫一样，公寓里很多警察的下一代选择做了工人。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出现工人下岗潮，很多人没有适应这股市场化浪潮，同时也没有购买第二套住房的意识。在那个时期，王秀云的工厂倒闭了。
“你不要拿现在的眼光看过去，都说以前房子便宜，要早买早买。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也很低，哪有钱买呢？” 另一个街坊向我说道。他在过道里做着韭菜盒子，称“首富”王建林最爱吃这个。只不过，韭菜盒子里鸡蛋液兑了水，“骗骗自己不行吗？”
下岗后，王秀云就没有工作，一直呆在家里。她戴着帽子，洗衣服，给人一种虚弱的感觉，讲话轻轻的，“中越边境战役时，我们厂总加班加点做军需物品。以前干活都很费力，一心想着做贡献，总参加义务劳动。” 无业那年，王秀云的儿子刚上中学，光靠着丈夫一个人赚钱。家庭条件一直不好，更不可能动买房子的念头。
最初住户都期盼这里被拆掉，住进条件更好的地方，他们听到了各种版本的传言。直到2005年，事情基本尘埃落定，隆昌公寓被标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现在还住在这里的人，基本没有再搬出去的打算。
隆昌公寓所在的定海桥区域，老上海人称这里为“下只角”，旧时的贫民窟，做苦工的苏北人多住在这里。它建于1930年，由英国人设计，是原先公共租借的巡捕房。在后来漫长的时间里，它变成了公寓，住进去为人羡慕，后来住户们又想摆脱它。
1942年，它被更名为隆昌公寓，后成为杨浦公安局职工宿舍。近五十年，它算是“高级住宅”，有自来水，很早一批通了煤气，还有“电梯”。电梯在解放后用过一段时间，但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停用至今。
现在，隆昌公寓的住户的大多数是老人，和一些租房的打工者。有能力的住户早在外面买房，搬了出去了，这个老建筑很难满足人们的现代生活需求。
隆昌公寓的房子大多面积不到20平米，摆下一张床和饭桌后，休憩地方就不太宽裕了。房子紧挨在一起，一墙之隔，便是两家人的生活。公寓结构像麻将的“白板”，四边形，中庭有一片空地。有人称这里像“斗兽场”。每一层有50间房间，共五层，如果有人在过道吵架，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会知道。
从过道走时，总看到有人靠在躺椅上，对着门外发呆。他们需要和逼仄的空间做斗争，门外的过道成了房子的延续。漱口，晾衣服，晒太阳，洗菜做饭：每一层都有老式的公共厕所——便池只有一条疏通道，没有隔挡门，几乎没有隐私可言。眼下没有污浊物，但也很难用洁净来形容这里。
门口上贴有告示：请居民同志们不要在公厕内外乱堆杂物！
“外国人来这看，说这里不是人住的地方。”三楼一个住户向我抱怨道。她转身叫了邻居，约着一块去超市买菜。每到周末，她就去女儿家住。下楼前，她指着中庭向我说：“你看，旧社会犯人休息放风的地方。” 往下看，“院子”已变成一个停车场，停靠着近百辆新旧、形态各异的自行车、电动车，还有十几辆汽车。
它们经常堵着彼此，就像公寓的房子一间间挨着一样。比起更普遍的老式弄堂，隆昌公寓的“集体生活”，在上海是少有的。
狭小的公共空间，能让邻里关系更紧密，也容易产生争吵。比如，晾衣服总有水没拧干的时候，很容易相互干扰。“要注意看，楼下没衣服时，晾着没事。等到楼下要晾时，会跑上来和你讲一声，你收进去就好。有的人脾气不好，直接一顿骂，两家就容易吵起来。” 王秀云说道。
为解决狭小的住房面积，街坊们开始在房子外盖起了“鸽子间”，它们像大大小小的盒子一样，分布在走廊、楼道上。多为淋浴间，有的还包含了厨房。
王秀云把淋浴间建在了公厕旁，另一面过道堆放了杂物，“你看”，她指着一扇门，这家人没有搭“鸽子间”。“这房子很早就借出去了，租客也没搭东西。本来，我在这里放东西是不行的，人家要有意见。”
这被街道定义为“违章建筑”，第一家盖好后，慢慢有了第二家、第三家，最开始社区会拆掉这些“违建物”，但没多久后，居民们又重新盖起来。最终，街道默认了这些，但现在几乎不可能再盖新的了。
“2000年以后，才开始盖起的。以前，工厂有专门的职工澡堂，后来工厂没了，洗澡就成问题了。”一个街坊说道。
我数了数，约有100户在外面搭了“棚子”，多为长1.2米左右，有些到了2米。一般都建在家门口，在楼道拐角、厕所等公共区域，则采取就近原则。但总会碰到，有人先做好了淋浴间，占掉了原本更近的人位置。那段时间，总因为占地引发矛盾，最终一方作出让步。这些纠纷在几年前就得到解决，最多这些不痛快，变成内心的怨念，在日后的鸡皮蒜毛的小事中发泄。
“老实的人反而过得不好”，做韭菜盒子的街坊感慨。最早因担心私搭“违章建筑”有风险，他就把淋浴间装在了家里。这让原本狭小的居住空间变得更局促。
他已经退休了好几年，嘴里常念叨：“现在和过去不一样，钞票才是有用的。我没什么钱，能怎么办？”他的眼神很有力，像瞪着你一样，他对于处于变化的东西不再信任，对现实不太满意。
2.迟到的旧楼“大修”
2004年，周星驰主演电影《功夫》上映，隆昌公寓酷似片中的“猪笼城寨”，因此在中文网络世界中走红。很快有人慕名前来，拿着相机四处拍照，这渐渐让居民感到不满。
“这老房子有什么好拍的。” 今天住户们都有这类困惑，王秀云也说：“本来这里人过得就不好，哪希望被人拍到放网上。” 在公寓门口就贴有告示：“不要摄影，后果自负”。前几年，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有被楼上楼下居民训斥的经历。
知乎上有人提问：“上海隆昌公寓可以摄影参观吗？”这个问题只有一条回答，yolo patch说道：“上海世博会那会，隆昌公寓每天都会出现很多慕名前来拍照的人。不同肤色，不同发色，不同眼色的人抬着长枪短炮，拿着数码相机，举着手机拍这拍那的。老年人喜静，隆昌公寓每层楼的走道很狭窄，资源被占用，居民原本平静的生活因为“游客”的入侵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他称自己住了二十年，后来搬走了。
网络与媒体的关注，在给居民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好处。2013年，《东方早报》披露公寓存了许多消防隐患：大楼内几乎无灭火器，“好不容易，早报记者在东北角三楼、四楼找到了两个泡沫灭火器，发现上面竟然写着‘1965年生产’字样。” 报道还指出，居民之前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消费、漏水等问题，但被回应“隆昌公寓暂未列入‘旧区改造’征收计划”。
报道刊发的第二天，街道和相关部门给出回应。一年多后隆昌公寓迎来了大修。外立面粉刷成了浅色，换了新的水路、电路，解决了过去的漏水问题。过道上面能看到黑色的管道，消防变成了自动化，每隔一段距离设有一个探头，里面用玻璃隔离，遇热融化后会自动出水。
回头来看，这场大修来得太迟，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在隆昌公寓长大的第二代年轻人，早就搬了出去。住在这里的中年人基本是住客，更多数的是在这住了好几十年的老人，他们没有搬出公寓的计划。
在东侧，有一个92岁老人，她常手里拿着一根烟在楼道抽，然后扔掉楼下。“开心的时候抽一根，心里有事的时候抽一根。” 她口齿流利，说完后会反问一句：“你懂哇？” 虽然身体还利索，但已不能独自下楼。
老人和王秀云几乎同一时间住进的隆昌公寓。“我妈外地的，解放初嫁给了一个上海老公。” 她女儿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小女儿。房子是大女儿家的，老人在六十多岁被接到隆昌公寓。十年前，因为全家搬到国外，便拜托妹妹来这照顾。
她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有人经过时，就跟我细数他们的底细：“这个是盐城人，借的房子要1800。这个借的房子要2200，他是.....” 老太太能记住人还挺多，不过周围的中年租客很少找她搭话。
她小女儿也已经五十多岁，看起来很有精神。她很满意母亲身体不错，指着邻居家的门说：“你看，房子小，但他们还是把家里布置得很舒适。” 门外，整齐摆着一排排鞋子。“那你家呢？”我问。她略带无奈地说：“年纪大了，不太讲卫生。你和她说也不听，她年纪大了，也不识字，讲不通道理的。”
老太太就坐在不远处，她又抽完了一根烟，烟头抛向了过道外。
住了三十年，王秀云也习惯了这里。儿子虽然搬到了浦东，但因为工作在附近，总会回家吃饭。“周围也都是些老邻居，觉得很安全。”她说，其中有些是高龄独居老人，要是见他们好几天没出门，王秀云会敲门看看怎么回事。最早一批入住隆昌公寓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他们都是年轻时从北方来到的上海。
楼道上，有一个老太太不断对我重复着：“我是北方的”，带一些山东口音。“别理她，她脑子有问题，老年痴呆了。” 她女儿站在门口，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这些早年漂泊到上海的外地人，他们的子女已经变成地道上海人了。但他们却大多不愿住在隆昌公寓了。
3.异乡租客：公寓的底层人
新的一批异乡人，也已在这里扎根有些时日了。
在隆昌公寓，荣国方住的地方最小。不到十平米空间。能摆下一张小床，冰箱上放着微波炉，还有一个简易的洗手池。在窗口，放着一个监控屏幕，有三个镜头，一个对着大门口，另外两个对着停车的空地。
荣国方是隆昌公寓的门卫，他今年六十多岁了。中间头发秃了，周围是一圈白头发，伴着细碎的黑发。身材瘦小，干瘪，肤色有一些黝黑。
他穿的衣服都有些旧，有的裤腿破了，有时没穿袜子。偶尔，他会穿上社区发的制服，上面印着“上海社区保安”。每天早上八点，他负责把大门打开，晚上八点时则关上大门。其余的时间，司机会自己开关门，他们形成了默契。有一些车主不是这里的住户，只是白天暂停此处。大门很窄，车出去时需要小心翼翼的。
早上四点，荣国方负责给公寓里十几个公厕做清洁，这个工作需要花上三个多小时。这也是公厕唯一被清扫的时段。荣国方说，每个月自己能拿到一千多块钱。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在这当了十年保安，在这之前，他在上海做过许多不同的零工。
一天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外面，踩着一辆三轮车。荣国方四处收废品，再卖出去。他回收过废弃的插头，便拿出钳子，剪短插口，一大堆电线里只有铝最值钱。买卖废品，是荣国方的重要收入来源。
中午的时候，他会回来，匆匆用电磁炉在门口做些吃的。保安室没有洗浴的地方，这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好像认识这里每一个住户，每当有人经过时，都会向荣国方打招呼，偶尔聊上几句。其中，最爱和荣国方呆在一块的，是一个比他大十来岁的老人。这个人总默默坐在旁边，荣国方干活时，他们很少有对话。两个人都不是爱讲话的人。
这个男人是荣国方老乡，江苏盐城人。十几年前，因为房子动迁的原因，他从虹口区的老弄堂搬到了隆昌公寓。他称到现在都不知道隔壁左右的邻居叫什么，“我就知道隔壁的姓齐，有次快递送他家没人，别人敲我家门才知道的。上海人都不喜欢我们，话讲不到一块去。”
这个看法具有一些普遍性，搬来时间不长的人也或多或少有不适感，但这更多取决于个人。
住在二楼的王平，四十多岁时来上海打工，在定海桥一带住了三十多年。在食堂炒过菜、去过工厂做过临工。到了七十岁时，因为身体不好，便不能打工了。以前租的房子拆迁了，搬到了这边，房子是上海亲戚借给他们的，每个月只用付1200元。
她的老伴大她一岁，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看起来有些魁梧。他很少说话，表情严肃。他在附近做保安。
他们中年时离开江苏老家，生活在上海，是因为小儿子的病，需要在上海治疗。王平告诉我，小儿子二十多岁后开了刀后，腰有问题，后来人也瘫了。她白天就在家里照顾小儿子，大多时候，她就在厨房里。小儿子很少出来，要洗澡的时候，两人会推他出来。
每周，他们要带小儿子去附近的医院。很显然，这个小儿子是王平最大的负担。她也习惯了这些，很少在嘴上发牢骚。好几年，他们都没有回老家，大儿子们则过来一起过年。“等我们以后不在了，他大哥会帮忙照顾他。”王平说，每个月的医疗费，也是靠大儿子帮助。
做好晚饭后，就会上街上去。她会带着袋子，拾落垃圾桶里的塑料瓶。她这几年都这样，冬天晚上冷时也照常出门。“卖不了几个钱，但也够买买菜了。”她很和善，声音很轻，讲话时会淡淡微笑一下。
在隆昌公寓这几年，王平从没和邻居起过矛盾，“心要好”，她说，来上海这三十年从来没有本地人欺负她。一些邻居知道她家的情况，便主动把家里的废品给她，给她的多是住了很久的老住户。王平说，来这租房子的都是打工的，会自己攒起来卖掉。
“他们也条件不好呀。” 说完后，她也如常地微笑了下，然后陷入沉默，眼睛没有看着远处，也不像是再想什么事情。
我走进了隆昌公寓临街的“岚岚房产”，试图通过租房子来打探这里的租房成本。
“你在这借房子干嘛？” 他们对我的来访很好奇，坐在板凳上中年女人打量了下我。旁边的人搭起话来，“大概看这里是老建筑，想感受下历史的韵味咧。”最后她告诉我，目前隆昌公寓没有出租的房子了。以前租出去的都在2000元左右，价钱看具体情况。
现在，很少有人来这感受“历史的韵味”了，拍照热潮已经褪去。碰到偶尔来拍照的，居民们基本不再理会。有可能是人们被拍麻木了，也有可能只是他们变老了。有人会联想到北京的安华楼，一个设计时考虑面向未来的1960年建筑：曾预想大楼内有幼儿园，大食堂，每层有活动中心、服务中心，顶楼九层能举办舞会和兵乓球赛。同隆昌公寓一样，当年住进去都被人羡慕，但现在，住户们做梦都希望搬出去。
如果细心观察，也能发现隆昌公寓很有活力的地方：楼道、走廊上的植物，鸟笼里的鸟，院子里的流浪猫。周末时，会短暂停靠一些汽车，他们走上楼看望长辈，或接他们外出。我还看到一个老人，她牵着条大狗，狗很兴奋，想四处乱窜，主人很费力地牵着，他们慢慢走到了街道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辆红色卡车经过隆昌路，它车身上贴着“打击违章建筑”等宣传海报。与此同时高音喇叭念着：“打造宜居环境，拆除违法建筑。消除安全隐患，全民参与...... ”
还有，几乎每小时都会有快递进来。
我最后去隆昌公寓的一天，离开时下午六点多。刚好看到一个快递小哥把电动车停到了门口，跑上楼送货了。很快，一辆汽车要开进来。中年司机等了十来秒，开始按起了喇叭，他脸上没有不耐烦的表情。
长达五分钟，他没有下车，只是连续按着车喇叭。最后一分多钟里，原本漠不关心，趴在走廊上聊天的住户们，共同注视着门口的车，他们像是看着热闹，但安静的样子像是早已见惯了。
天就要黑了。
*为保护隐私，以上住户名字为化名。*本文首发在三明治，图片：Y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