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猫》是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一篇课文。截止现在，这篇课文我上了两次。第一次是三年前，上课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搪塞学生的。这一次在研读单元目标和本课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对课文有了新的认识。情郁于中，虽夜已深，但还是想把教后的感受写出来。
从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来看，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下写成的。作品成于1925年，当时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已经渐渐深入人心。西方的民主、公正、平等的思想被一代新青年所接受。作者从“平平淡淡的家庭琐事与脉脉温情中轻笼的哀愁”中揭示生活的真谛，拷问人性中真实的东西。试图揭示造成悲剧的原因和避免同样的悲剧的再发生。
文章通过写三只猫的遭遇，逐步揭示悲剧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只猫病死是生活的常态，人也是要经历生老病死，何况是猫？第二只猫的活泼和好动既是讨人喜欢的原因，也是它的命运的悲剧根源。“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儿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这样也太肆无忌惮了，难怪三妹会一语成谶，说它“要被乞丐捉去才不会乱跑呢!”结果，他真的被人掳走了。研读到这里，我问学生，第二只猫的结局说明了什么？学生说，张狂的人没有好下场。我笑了！这些都不是重点。作者重在通过对第三只猫的遭遇的描述，从而揭示出文章的主旨。
第三只猫的遭遇，更像是一起刑侦案件。案发现场是作者家里一只芙蓉鸟被害。凶手不知所踪，最大的嫌疑是第三只猫。证据是：一，“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关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二、猫会吃鸟。三，作案后“畏罪潜逃”。四，找到它时，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于是，这只猫的罪坐实了，“我”于是对它进行了惩戒，导致它逃走不归。就在这时，真凶（黑猫）又出来作案了，真相大白，“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于是，作者开始忏悔，“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并且试图着去弥补自己的过错。这个故事本来就很曲折了，但即使在文章结尾，作者又把剧情掀到了另一个高潮。“我”要像一个不会说话的猫怎样表白自己的错误呢？可偏偏在这时，这只猫死在了邻家的屋脊上，“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作者最后说，自此，我家永不养猫。这是纯粹的悲剧，他带个我们的审美冲击要远远高于正剧或者其他文学形式。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自此，我家永不养猫!”其实就是作者的一种忏悔方式，是作者在深挖和解剖自己，是用一种不能面对去面对，是保留一种良知来救赎。同样的悲剧美学在中国文学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有猎人不顾羚羊的跪求，残忍的杀害了它，剖开羚羊肚子发现有幼崽，从此发誓不再打猎。这样的故事版本有很多，都是人类用一种方式来救赎自己，让读者读来震撼，也反思人性的复杂。
但今天我不想再说类似的例子，我由此想到了另外一篇文章。那就是鲁迅的散文诗《风筝》，这篇收入文集时，先生把它归到了散文诗集《野草》中，初读时，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篇散文，但慢慢品来，才发现先生是要传递给世人一种思想，那就是精神的虐杀比肉体的伤痛更痛楚和入骨三分。《风筝》的故事很简单，年轻时发现弟弟不学诗书，却躲在后院里偷着扎风筝，我发现后无情的毁了弟弟做的风筝，还有一种侦破的快意。可等到成年才发现，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它无形中毁灭了弟弟的梦。等大家都有胡子的时候，他再找机会想给弟弟道歉以求得他的原谅，没想到弟弟却忘记了。让他觉得这辈子也不能求得弟弟的宽恕。读来是多么让人慨叹。鲁迅先生也是在做自我解剖，在反思人性，从而求得人的心灵的解放，摆脱几千年来礼教对人的束缚。
郑振铎和鲁迅都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健将，在当时受到新思想的熏陶，虽然立足点不同，但都是在同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反思一个时代的人性和人的良知。用文学的形式阐释着悲剧美学的审美意义，也斩断了中国式悲剧“光明的尾巴”，读来让人久久的回味，也散发着悲剧深刻的审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