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五年时间，她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又一个嵌套的睡眠里。从深睡眠里醒来，睁着眼行走在浅睡眠里。如果她跑得快一点，就能摆脱掉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完全清醒时四周是静默无声的。可是她只是从一种喃喃细语跌入另一堆更轻柔的音符里去。一首接一首的音乐，永远不会停。
她看见自己坐在台下，听黑人爵士乐手塞隆尼斯·蒙克弹钢琴。他的身子随着旋律左摇右摆，像一只点燃的香烟，在光线中抛洒着音符的尘屑，空气中挤满令人昏昏欲睡的耳语。他扭过头来看台下的她，黑色的脸垮下来，厚嘴唇牵扯出一个笑。她吓了一跳，想喊却喊不出来。音乐勒住了她的喉咙，缠绵而冰冷，仿佛声音也有温度似的。
她感觉肩胛骨疼。接着，那种放射性刺痛随着意识的逐渐清醒向脖颈、胸脯扩散。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一阵抽痛从胃底部灼烧到剑突处，她浑身蜷成一团，后背全是汗。
真正醒过来是在一个小时之后。等她坐起来之后，疼痛不见了，它潜伏在了梦里，而她的意识还没有冒出水面。洗脸，刷牙，煮蛋，盛粥，坐在桌子前面闭着眼睛吃面包，她的耳朵慢慢打开，清晨独有的寂静流进来。
她吃饭的方式像是喂一只动物，只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而寂静是回报。寂静创造出她的沉默，沉默意味着清醒。她坐在饭桌旁，过了几分钟，也许只是过了几秒钟，金黄色的木地板变成了大海，在她脚下闪烁。她眯着眼睛皱了皱眉，困意是一只不屈不挠的猫。
她站起来走进卧室，用最快的速度换上运动服出了门。每天早上，小区保安都看到这个女人以一种张皇、不耐烦的方式小跑到楼外，像是被扫地出门。
冷。整条街上都是她自身被放大的感觉。蜷缩成鸡爪子的枫杨树，板结成冰的土，狂风中无法聚焦的注视，碎成无数片的语言音节。走了好久，到了那个湖，她才从身体的僵硬中挣扎出来，从运动外套的冰壳子里脱落，阳光的色彩开始一点一点渗透进她的视网膜里，感官开始变得敏锐起来。
她放慢了脚步，两手不自觉地插到口袋里翻搅着。一根烟。——没带打火机。家里的所有打火机都被她扔了。当她每次看到散落在家里各个角落的烟却抽不了时，就会有一种自虐同时自律的快感。但是此刻，她只想要抽一口。哪怕就一口，都会让她好受一点。仿佛那种渴望不是来自身体内部，而是一种外界对她的索求。她用手指摩挲着那只烟的轮廓。硬壳脆弱下的绵软，像一支次中音萨克斯，金属的外表下有源源不断的脆弱。只要你想要，你就能吹出它体内无尽的哀愁，直到你分不清楚这种哀伤到底来自你自己，还是来自这只乐器。她用指尖轻轻地掐它，似乎要捏住萨克斯的咽喉逼它承认它的软弱。等到那小小的乐器在她手里折成一堆零散的干碎草屑后，她扑打着口袋，把脆弱驱散。
心中的渴望刚升起来就被扑灭了。要扑灭多少次这种小小的火焰，才能保护那些特别容易熄灭的东西，她没问过大维。因为他就是有那种能力能让死灰复燃，让那些根本不是火焰的东西燃烧起来。她见识过他变的魔术，在他们合作的五年里。最初那次也是像这样的北京冬天，他俩约在圆明园湖边见个面。她以为是像平常一样聊闲天，没想到他坐在石凳上，向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刚写完的剧本，直到夜幕降临，他们看不见彼此的脸。
——一个导演要是不会写剧本，就像个厨师不会炝锅。大维说。他的信条永远是亲力亲为。
——像冰上点火。
——什么？
——我想到舒伯特D799，你的那个剧本。伤感的圆舞曲。
——你能不能相信，她去英国没一个星期就甩了我。
——配器我想用手风琴。旋律我差不多想出来了。
失恋是他的燃料。最初的愤怒和最后的电影无关。一开始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主题含混不清。抛弃，欲望，向着虚空的复仇。他们又见了几次面，抽茧剥丝。到了剧本完成阶段，是一个优美并略带哀伤的小品。而在拍摄过程中，她的作曲又为整个电影的节奏敷上一层若有似无的诙谐。错过，巧合，讽刺。那其中电影色彩的微妙转化，缓慢又简洁，有一种独立的美在。到后来，当她连续为他的三部电影配了乐，才发现她和他的合作方式跟其他电影和作曲家比起来有多么不同——她参与了电影完整的前期过程，甚至更前——他每一个苗头，每一个灵感的孕育过程。所以她的作曲那么贴合他的电影语言，简直就像对着微风耳语。而这完全是自发的，来自于他们俩的友情。从那时候，她开始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转化成艺术。
她沿着湖边漫步，湖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壳子，几只绿头野鸭在冰与水的边缘处小心翼翼地试探，不时把头扎到水下觅食。太阳从湖对岸的芦苇海上慢慢移过来，为湖中央泛起的波浪染上一层刺眼的光，是白到无色的光。她先是凝视着湖中心，然后把眼睛闭上。
水声无声。在一片静默之上，是风拨弄远处芦苇絮的摩挲声，像萨克斯手在吹奏前润湿簧片，再用嘴唇固定吹口。离她不远处，枯脆的叶子在水泥路面上一路刮擦，停一下，动一下，犹如夏暮傍晚在湖水上方振翅的蜻蜓。她听到自己胸腔里一种奇异的哨音，顺着她的呼吸缓慢地爬上爬下，寻找着合适的音高。
一个男人在湖对岸的树林子里吹小号。旋律随着风声断断续续飘过来。一个中央C调的A音，直溜溜地爬到F，颤巍巍地在空中待了几秒，陡然低一个八度，然后回到C调。她凝神静听了一会儿，几只白腹黑背的喜鹊从湖边滑过。是鸟叫，不是小号声？她眯着眼向湖对岸张望，刚才明明侧身站在树林里的男人不见了，但乐音仍然时断时续。
她告诉大维想用短号或者富鲁格号担任第二部电影的主旋律时，他很迟疑。他印象中的小号是军乐队或进行曲的那种感觉。亢奋，突进，不含蓄，和他的拍摄风格感觉并不搭。她在他面前放了几首美国小号手克里斯·波提的作品。音乐响起来，大维回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在下雨的田野里看见的一个吹小号的男人。那种生猛的人生中冉冉升起的苍凉，哀而不伤的表情，以及似乎拓宽了视野的泛音，和耳边绵延不绝的金色号音流淌在一起。波提的小号让他仿佛看到自己惯用的长镜头里，走过城市街头、消失在车流中的人。
她告诉他，小号是一种非常有想象力的乐器，而短号和富鲁格号又比小号更加柔美，能捕捉到都市生活坚硬外表下独特的脆弱特质。但是那种脆弱又不是萨克斯的更带有寂寞色彩的脆弱，而是偏理想化、梦想化的乐音——哀而不伤，永不被打倒。最奇妙的是，小号特有的诙谐特质很适合他要表达的东西。
当你的合作者非常有主见、非常固执的时候，你要比他更坚持己见。
她在小号的主旋律之外，还加上了大提琴和中提琴的变奏，让音色更柔软，中和了电影一开头的阴郁。
当他拍第三部电影的时候，她在他开拍前就写好了音乐。这次她用了固定低音，让低音部主题持续反复八到十个小节，然后用钢琴和巴松管做配器，出来的效果有一种似乎把人逼疯的循环往复感，那段旋律像是一个精神病人在一栋没有大门的精神病院里游走。在现场，大维用手持镜头拍摄仿佛陷入精神混乱状态的演员——他在里头演一个被迫到黑帮卧底，却被陷害的警察，穷途末路，正在一栋废弃大楼里寻找仇家。
她在快杀青的时候去了现场，实际上她并不习惯在拍摄现场听到自己写的曲子。那让她觉得戏剧感太强烈，会令她莫名窘迫。好在根本没人注意她，到处是道具、扛箱子和摄影机轨道的场务和群众演员。
有人上来问她借火，她看了那男人一眼，从兜里掏出打火机。那男人把烟凑上去，眉毛低下来。他抿嘴的样子像蚌壳，里头藏着什么东西似的。两人站在角落里抽烟。那男人微微背过脸吸烟，烟灰慢慢攒着。
第二次去现场做配乐调整时，她又遇见了那个男人。他是大维那部电影的法律顾问，在大学里教书，是个讲师，叫田柠。他长得一般，个子不高不矮，谈吐举止让她想到滴水不漏的日本铁壶。
那时候她和男友分手已经大半年，仍然处在愤怒的余韵中。田柠开始约她出去。他们去喝了几次茶，他投其所好地约她听了几次音乐会。他大部分时间听她说话，在她问他什么的时候才开口，说话的感觉永远像是在坦白什么。他没有任何有关创造的天赋，以及因此而必然存在的锋芒和锐角。他的所有接触面都是弧形的，可当她谈论他并不涉及的领域时，他从不只是简单附和，而是怀着男孩才有的好奇心，把那问题拆解变形之后抛还给她。她耐心解释一番，却发现不知不觉打开了新的灵感，有了更多想法。但比灵感什么的更重要的是——他让她重新获得了自信，这种自信是一个有着同等才华的男人给不了她的。她同时意识到像她这样的女人其实很多，而像他这样的男人寥寥无几。
她沿着湖走了一圈之后就有些累了。她厌恶运动，不明白为什么从早到晚工作了一天，人们还要走出门去，跑步，打羽毛球，游泳，直到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回家没来得及胡思乱想就昏睡过去，她觉得运动某种程度上是思维懒惰的代偿行为，所以四肢发达的人头脑都很简单。她唯一接受的运动是散步，而她只在创作遇到困难、思维上有死胡同的时候才出来散步，路上看见的风景从未真正进入过她的眼睛，她仍然在自己大脑的迷宫里四处游走，直到找到出口。
她在跟田柠去日本京都的一路上也仍然在写曲子。是五年前？或许是六七年前。他们俩连续看了一周的能乐表演，别的什么都没干。田柠比她更如痴如醉。能乐中的假面人，笼罩在阴翳之中的破旧的舞台设计，太鼓、小鼓交替敲出的节奏以及笛子的诡异旋律，让她想起了迈克尔·尼曼简约音乐中暴烈和温柔的对比。
——笛子声就像日本神庙里的鬼。没有脚，身子漂浮着，撞到木头会遗落下诅咒，跟着上山砍柴的小孩子。田柠说。
——鬼都是独来独往的。你看，东方音乐里都没有和声，一个旋律孤绝地升上去，多凄凉。西方悲剧还有那种包含一切的宿命感，东方悲剧连宿命都不相信了。它连宏大都不屑。她说。
——你信不信宿命？
——要回答“信不信”，就已经进入信仰的语境了。我是彻底的虚无主义，无所谓信不信。
——我信工作。她最后又补了一句。
她那时候正在帮一个舞台剧作曲。和为电影配乐不同，音乐在舞台剧里占主导地位，几乎是音乐推动舞台情节和舞蹈设计，她算是大半个导演。日本能乐此时慢慢进入了她的脑子里，但是不能算是乐思，而是如落叶一般散乱地夹杂在脑皮质的褶皱里，如同其他和音乐无关的东西一样。在她走路，吃饭，睡觉的时候，在她说话，做爱，做音乐和没做音乐的时候，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吸收各种讯息，并且默默地分类、筛选，直到她已经积攒了足够的乐思，然后她就坐下来，进行着一场不能单方面结束的马拉松比赛。
她在房间里来回走。贴着墙走，顺着板凳、书桌、一架租来的钢琴、浴盆边走。她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看，盯着关上的窗户看，盯着墙壁上的一个黑点看。她又什么都没有看。她躺在地上，沙发上，床上，门上，嘴里念念有词。
她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开谱本刷刷地写，写完了删掉只剩一行半行，再继续写。她跟着脑子里那只有四个小节的细若游丝的乐思往前走，有时候路途太过乏味，她掉个头再从别的地方下脚。她一步不停，不喝水，不碰钢琴，仿佛钢琴只是摆设，只是一张让她有安全感的书桌。
终于到了家。她把鞋子和袜子踢掉，光着脚走进客厅，咕嘟咕嘟地往嗓子里灌水，然后一头栽在沙发上。书，抱枕，抽纸，灰尘把她埋在里头，困乏感如午间的阳光一样从起居室里溢出来，泼洒在田柠走之后留下的两大堆书，碟片和打包好的箱子上。她任它们摞在那里，每次走路都会不经意碰到什么，纸张摩擦，箱子闷响，碟片噼里啪啦倒成多米诺骨牌。
就这么过了很久，她一动不动，仿佛一只被催眠了的鼹鼠。隔壁邻居家里传来清脆的碗碟碰撞声，间杂着小孩子的嬉闹。尖利的分贝蹿进她的骨膜，她翻了个身，忽然觉得嗓子眼里痒痒，像有一只蚂蚁在爬。
她吞了一口口水，闭着眼睛，感觉到阳光一寸一寸地爬上她的脸庞——嘴唇，鼻子，然后眼睛，那只小蚂蚁变成了两只，五只，十只，从鼻子里爬了出来，像是在寻找阳光。她用手挡住了脸，翻了个身，蚂蚁大军没有气馁，它们重整旗鼓，换了另一条路线，从沙发的角落处慢慢地往上蔓延，像是要从她的舌头上爬回去。爬到本该属于自己的窝里。
突然，它们改变了主意，从沙发上爬下来，慢慢向着那两堆书的方向进发。似乎是书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吸引着他们。蜂蜜？油脂？墨水的味道？田柠有个坏习惯，喜欢边看书边吃东西，饼干，核桃仁，苹果，吃的时候小心用手接着，但是碎渣仍然掉得到处都是。她说过他好多次，他就抬头望着她笑，然后她就会讽刺他小时候没吃过好东西，跟她爸像是一代人。
她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怔怔地瞧着那摞东西，走过去打开了没封口的箱子。里面还是书。康德，尼采，托克维尔，孟德斯鸠...她对这些人从来不感兴趣。婚后她几乎没动过他的书，只在偶尔打扫卫生的时候拿出来擦一擦。所以，当他的书渐渐消失，当他如同鸟重新筑巢，一点一点把树枝、树叶衔走时，她完全没有发觉。直到他的整整三面书柜被搬空，只剩下这几摞，她才意识到他离开的决心有多么彻底，彻底到他小心翼翼地不让她发觉。
可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分开住了。他从意大利瓦斯托的集市上淘的浅口玻璃杯还在，他喜欢用它们泡绿茶；他的剃须刀和牙刷都在，用了一半的男士护手霜揭开的保护膜重新封上了，似乎想让人觉得还没被用过；他的呼吸机还在，他有哮喘，季节交替的时期偶尔用呼吸机。这一切都让她产生一种错觉，他对这里恋恋不舍，并不想离开。哪怕他制造这种假象只是为了安抚她，那么他也失败了。她几乎都要相信自己了。
她回身找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你下午要不来一趟吧，这儿还有两箱书没拿走。
——你吃了吗？
——...嗯，吃了。
——我现在过去吧。正好同事给我送了一箱活虾，你去把饭煮上。
一起生活八年，他早能听出她撒谎时的语气。她不太会撒谎。不是因为她单纯，而是因为她不需要。所以，每当她想要撒谎的一瞬间，大脑都会出现一阵真空，好像在思考一件快要忘掉的事情，沉默中带着一阵迷惑，仿佛弄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和她生活了那么久，田柠熟悉这种反应就像熟悉她说过的每一句谎话。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拆穿过她，头几次是因为惊愕，到后来，当他发现她说的所有谎话都因为一个原因时，他已经没话可说了。从某种程度上，他纵容了她，他是她谎话的唯一帮凶。
很多时候，谎话不一定永远是谎话。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谎话更多是没有说出口的话，以及咽下去的话。对一件事情的质疑，以及对质疑的自我质疑，谎话还没来得及产生就被消化了，好像谎话本身具有尊严，不容置疑。他第一次看见她喝酒的时候只觉得愕然——那个时候，以及那个时候之后的两三年，喝酒只是喝酒，没有发展成酗酒。就像他也吸烟，但是他一天不可能吸上三包，因为他有理智。如果哪一天他吸了太多，会陷入一种意识不清醒、无法和人正常交流的亢奋状态。喝酒喝多也是一样，所以他一直没有发现她有过什么异样。也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她创作，以作曲为生，所以在脑海中她的异样是完全合理的。
他也很难说清楚她一开始是不是就对他撒谎，因为当时他们认识不久，第一次出去旅行，第一次共处一室。而她几乎没有出门，一直在工作。
他爱上她的真正原因是他对她一无所知。他只对自己无法掌握的人痴迷。像他这种从小到大长在象牙塔里的人，对人通常有种非常幼稚的看法，觉得只要他喜欢这个人，那对方就必然明白并且接受他的想法、价值观和处事方式。他把自己完全投射在了对方身上，所以当他独自一人在京都的音羽山上绕了一大圈，回到酒店，看到床上散落的小瓶酒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别把酒洒到床上了，把床单弄脏。他把贴着花哨标签的金酒、威士忌酒瓶拿起来的时候，才发现里面都是空的。一滴都不剩。她半躺在沙发上，目光炯炯，对他笑了一下，说了三个字：写完了。
像是在一片多年荒芜，长满杂草的野地里发现了一根毫不起眼的绳子，他捡起这根绳子，试着拉了拉，发现它的另一头被埋在土里，越挖越深，越挖他越害怕，不知道绳子另一端拴着的到底是什么。他想起他们结婚当天回到他老家摆酒，敬酒时用的是五粮液浓香型，500毫升，五十二度，他担心她不胜酒力，想把酒偷偷换成水，她不肯，说是被发现了会让别人觉得不受尊重。他不知道她最后醉没醉，因为他敬到第十几桌的时候就不省人事，吐得一塌糊涂。他的亲戚们事后夸她老婆会救场，千杯不醉。他要么是没听出里面的潜台词，要么是听出来了却毫无想象力。不论是哪一种，当靴子没有落地时，沉睡的人不会被惊醒。
他进门的时候她在弹琴，没听到门口的动静。她弹琴时是完全放空的状态，什么都不想，手指如河水自然流动，神思仿佛凝固在一个特定的点上，感知不到身体之外的存在。以前田柠从来不敢在她弹琴的时候打扰她，以为她是在作曲，婚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作曲和演奏对她而言是完全分开的，她是极少数的那部分不需要乐器就能作曲的人，可以在脑海中清楚听见音乐，只需要在写完后简单地把谱子转化到乐器上。平时她弹琴就是放松，像是某种特别的冥想方式。他现在不怕打断她了。他靠在门边，看了她一眼，然后把那一箱子虾搬到厨房，开始做饭。
吃饭的时候，音乐也在场，从书桌角落里的那个Bose音箱里流出来。房间像一间乏人问津的西餐厅，音乐的存在更突显了冷清和空旷，桌子和椅子都像在等待着什么，而唯一坐了顾客的桌子只希望被赶紧撤掉，好让这个餐厅看起来不像餐厅。他没有建议把音乐给关掉，因为沉默是某种平衡被打破的前兆，而音乐听起来越来越像是为他们的关系演奏挽歌。
她一边跟着音响小声哼着，一边专心致志地剥虾，吮吸手指。她问他最近工作如何，他说快要评副教授了，在准备材料。她问他准备材料麻不麻烦，他说，有课题和研究成果就不麻烦。他们轻松自如地聊着，像正在流淌的莫扎特第24号奏鸣曲一样流畅，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走过去把音乐关掉，因为他们之间对话的感觉让音乐变得荒谬起来，像是一对饭后遛狗的老夫妻走近了五星级酒店的大堂。
就在这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跳起来，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红酒，笑吟吟地问他想不想喝一点。
他嘴里的饭哽在喉咙里，想要伸手去够旁边的水杯，发现并没有水杯。如果这个时候他抬眼望她，就会看出她的古怪神态。但是他没朝她的脸看上一眼，他看到那个酒瓶子就已经够了。他站起来往外走。
——是可乐。不是酒。她的声音高了八度。
他扭头看她，她的脸色由嬉笑变幻成一种讽刺，这时他笃定她在他脸上也看到了某种变化，一种他自己不愿见到的变化。
她摇了摇瓶身，褐色液体立即泛起一层泡沫。
——酒不会有泡沫的。医生说这叫替代疗法，让我在酒瓶里装上可乐或别的饮料，想喝酒的时候就拿这个出来喝。跟抽电子烟一样的道理。
他重重地坐下来，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她若无其事给自己到了一杯可乐，端起来喝了一大口，筷子夹了只虾，不剥壳放进嘴里，发出车床锻造钢筋的咯吱声。他把脸深深地埋进碗里，就像是一个把脸埋进水里的浮潜者，想要进入另一个世界。
等他再次浮上水面的时候，她坐在那里，两手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全都被抹掉了。
——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
——你觉得我还没戒？你觉得我的瘾大到连几个月见你这么一次都忍不住？那我告诉你，就算我现在还在喝酒，你也管不着。我们分居了。我戒没戒，都不关你的事。
他摇头。说，我就是受不了再看到家里有酒。
——你脆弱到这个地步了？你受不了什么呢？我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我是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
——你没做什么错事。你只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有自制力。
——我没有自制力？我一年写了十几部作品，过得比谁都辛苦，你说我没有自制力。
——对。你有自制力，但你的自制力、耐心、专注全都用在工作上了，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你也不会不要命地喝。
一连串轻快活泼的上行音符在房间里萦绕，两三个小跳，然后一个大跳，瀑布一般的音符从管弦乐队那里流泻出来，让人感到一种如在森林中水汽拂面的愉悦感。她轻轻喘着气，看着他，旋律像蚊子一样嗡嗡地盘旋在她脑后。
——你觉得我像你一样，当一个一周只上几节课的大学老师，就不会酗酒？
——对。
——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你觉得你去年的身体状况，离死还远吗？我劝过你多少次？我们因为喝酒的问题吵过多少次？你要因为酒精中毒被送到医院多少次？
她看着他，突然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解释。太多次了。他们因为她酗酒的问题吵架，到最后吵架变成一种轮回，刚开口已经觉得疲惫，还没说出口的话从她身上碾过去，她的嘴让她闭嘴。争执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她解决不了，尽管看上去这像是她的选择，她的错。
他眼前闪过很多个早晨，他从卧室里走出来，发现桌子上放着两三个红酒空瓶，她整个身子半趴半弓着，对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看谱子。或者是打电话，屋里弥漫着酒气。她被送进医院的前两个月，喝酒像是喝水，家里如果没有红酒，她就喝啤酒，直到冰箱里一瓶都不剩。一滴都不剩。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喝酒就没办法写不出曲子？
他最后忍不住问她。
她跟他解释过很多次。创作音乐是一码事，给电影写配乐是另一码事。前者是她一个人的事，后者是几百个人的事。一个人的事她可以随心所欲，几百个人的事就变成了完全和音乐无关的事。是自尊，是挣扎，是谁领导谁，是谁听谁的。是日常工作。
导演说，他希望音乐是一种既带有贝多芬似的激情，又融合爵士乐的自由感...监制说，这首歌听起来太神经质...音效技术顾问提醒你留意给人物对白留下空间...剪辑师觉得这段压根不应该有音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而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不明白你在做什么。她觉得自己几乎一半精力用在和人打交道上，而只有酒精能让她的耐心勉强维持。
音乐对她来说早已不是问题。她永远写得出旋律。只要你在这行待上十年，那么音乐对你来说就是自来水，什么时候要就有什么有，水龙头在她身上。她经常用十几分钟就写出一首广告歌，在进录音室前一个小时憋出曲子来，但是这也令她深深困扰。因为她开始失去对真正好的、打动人心的音乐的感知。
有一次，她觉得沙发在干呕，地板向她的脑袋弹上来，她被肚子里的蛇揪住，死死按到地上，地毯像棉花一样柔软。她吐的满屋都是，但在那之后的一整天，她都觉得异常亢奋，毫无压力，自信心爆棚，仿佛世界攥在她手中，她充满爱意地看着书柜上放着的菲利普格拉斯和坂本龙一的照片，仿佛他们是她遥远的恋人，正向她飞奔而来。
她坐起来，开始在自己的呕吐物中工作。
酒是缓冲剂，也是安眠药。当她同时在写四首曲子的时候，当截止日期越来越近的时候，睡眠反而离她越来越远，像是一个阴险的监工，躲得越隐蔽，看得越清楚。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从凌晨到四点多鸟开始叫。旋律隐隐浮现，但是并不清晰，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乐音到达它们？她要一点一点搭桥。她是斯特兰文斯基的信徒，相信所有音乐不过是一系列向一个中心点推动的过程。完成之后，她还太兴奋，脑子仍然高速转动，她把自己灌醉。
酒也是一种催化剂。比如度数低的啤酒，会让她身体里的血液变得温暖，手脚热乎乎的，背痛和腰痛完全消失，身体像鱼一样柔韧，视线无比清晰。这个时候她的脑中就有什么开始嗡嗡作响。她羞于承认，很多在酒精作用下写出来的曲子她根本不愿再听第二遍，而作曲过程她全然不记得。但是她牢牢记住了用这些歌的地方——几个手机网络游戏，几个在视频网站上循环播放的广告歌。在旋律里翩翩起舞、不停变出泡泡的卡通肥皂人物对着她说：梦里都带着香气喔。
不，不会有梦。再也不会做梦了。
渐渐地，不管她写的是什么，题材是什么，和谁合作，是商业广告、电影、还是舞台剧，她都想来一口。喝一点变成了一种创作惯性，一种热身动作，帮助一项工作顺利开始。在网上看到有明星酗酒、药物上瘾、吸毒时，她沉默不语，想起以前音乐学院一个吹小号的学长。他后来成了上海外滩一个爵士乐表演中心里最红的小号手。一年前，他因为吸食软性毒品被举报后被捕，警察问他为什么吸毒，他说，如果没有药物帮助，他没办法吹奏整整一个晚上。
太累了，实在太累了。他说。
除了他之外的人说，这是借口。
有些人需要保持长时间清醒，有些人需要陷入昏迷以便醒来时足够清醒。她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了一件事：任何人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做得足够好。不管这个代价是健康，是自尊，是婚姻，还是别的。作为一个创作者，付出的代价比平常人要多几倍，甚至十几倍。
可有时候代价会反噬创作。当你认为，只要你付出足够代价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代价就会控制你，毁掉你。
她已经快半年没有工作。出院后，她推掉了一切合作，回了老家。田柠陪了她两个星期。
——等你好了，我们暂时分开一下。
那天，坐在家门口的河边，田柠说。
——那就一起去死好了。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水面。那只小小的野鸭竟然在这潭死水里捉到了一条牙签那么大的鱼。它叼着鱼在空气中甩打，像是空气里有一只看不见的动物在跟她争抢。
说“死”在她这里是示弱，而不是威胁。她像个小孩一样把死挂在嘴边，疼死了，难受死了，我想死，我像个死人，仿佛她永远不会死，永远追逐不到死亡，所以总是在诱惑它。而他总是心软，就是因为知道她怕死，怕的要命，因为她还有更好的曲子没写出来。因为她怕，她才要把它时刻放在嘴边，好像这样就能驱散对它的恐惧。
他又陪了她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地搬到了离她不远的城市另一端。他要好好想一想，也给她时间想一想。她开始渐渐习惯这种独居生活。在安静的早晨醒来，和困意、烟瘾、背痛作斗争，出去跑步锻炼，回到家里看书，发呆。活了三十多年，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过，无所事事地几乎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又毫不期待任何东西。她丧失了创作的欲望，觉得自己被一种混沌的、模糊的感觉塞满了，这种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遗忘和延缓其他感觉。所以她只是好像不那么容易想到去写曲子，哪怕钢琴、琴谱和电脑环绕在她身边。
最清晰的感觉都来自于身体。头痛，背痛，腰痛，嗓子眼痛，似乎酒精在体内的流逝释放出了所有痛感，不断试图让她挽留它。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想抽烟，用一种瘾代替另外一种，于是她扔掉了所有打火机。当她控制不住地在家翻箱倒柜，花两个小时找打火机之后，那种痛感才会变成一种精疲力竭后的茫然。她继续陷入沉思。就像她现在一样，在他的沉默和莫扎特的高昂之间陷入沉思。
他走过去，站到她身边，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停了一会儿，轻拍了两下。她仍然如雕像一般沉默着，似乎体内的水源已经干涸，不再会因为安慰性质的抚摸和拍打而涨潮。
——书在那边。你搬走吧。
她头转了一下，眼神投向那两个纸箱。
——晚上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吧。人家给了我两张音乐会的票。
——我现在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我晚上再过来接你。
他走出门外才发现那两箱书忘了拿。他没回去，而是走回到负一层的停车场，在车里坐了一个下午。他想过他们俩会不会有可能离婚——在他们感情最好的时候，结婚的头一两年，那种惧怕反而更深，毫无由头地从脑子里冒出来。他总是怕她移情别恋，怕她爱上和她一起工作的任何人。导演，剧作家，舞台编导，演奏家...每一个人都闪着光芒，每个人都似乎能不费吹灰之力赢过他。他只见过他们的闪耀和强大，没见过他们的脆弱和灰败，所以他提着一口气，可又似乎无计可施。他也想过自己会出轨，事实上他也有过一次悄无声息、没头没尾的一夜情，他想过有一天她突然发现，然后和他大吵，然后离开他，所以他不打算再干这种事。而她也根本一无所知。
他想过各种可能，却没料到这场婚姻溃败的前半场他压根没有参与，等他发现的时候，她的胃，脾，肝脏和喉咙已经在她的虐待下崩溃了。布洛芬、阿莫西林、止咳糖浆和无数酒精掏空了她体内大部分活力。
她病倒了，摧毁的是他。让他比她更难熬的，是一种萦绕不去的可怕的感觉——她不受控、她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罪魁祸首不是她自己。所以他离开她是一种落井下石。如果她没有自制力，那么那个从来按时完成配乐任务，哪怕在工期只有三天的情况下也严谨地交出了所有管弦配器作品的人又是谁？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
贝多芬第135号作品，弦乐四重奏的标题，“非如此不可”。她曾经把这句话说给他听。那里有一个作曲家的全部自尊和信念。
第一支Partita的旋律刚出来，就把她攥住了。没等她意识到，她的视线就浸泡在泪水之中，音乐会现场的光线膨胀成了一种带着锋芒的白气，刺痛着她的脸。她无声地喘气，感觉脸像一块被海水浸湿的抹布，又沉重又冰冷，而绵延不绝的音符仍然不断塞进身体器官中唯一还没被液体灌注的耳朵里。从最高音的F到最低音的G，果断地下坠像一只把巢搭在悬崖上的鱼鹰，直直地扎进水里，没有失重感，没有在风中凝滞的盘旋，干脆轻盈地不像是在接触一种深渊。
一声咳嗽都没有。
他看了她一眼，攥住了她的手。
空气里的沉默如雨一般击打出音乐的建筑，她裹着厚厚的衣服躲进这栋建筑物里，却发现浑身上下早被淋湿，只能脱下外套才不会被冻伤。她尝试仔细打量自己身处其中的地方，却只能看清楚门外的黑暗，在那里，每一个鬼影都在雨点的炙烤下化为一缕热气，进入她的鼻腔，她的血液，她的肌肉，她的大脑...每一股热气都让她受热膨胀，让她看清楚自己的处境。
小提琴琴头朝下，台上那位演奏家的姿势像是被它一点一点往地面拖拽，像是地面有一股吸力。他的头低下来，背越俯越低，似乎要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小提琴身上，自我才能浮上水面，不受音乐的控制。乐音在整个音乐厅上空相撞，融化成一些模糊又柔和的泛音，像是音乐自己又创造了音乐，激发了音乐，改变了音乐，颠覆了音乐。
她微微挣脱了他的手，发觉手心有些汗，眼泪却慢慢干了，化作视线周围一股若有似无的雾气。她用手背偷偷擦了一下，看见演奏家直起了身子，整个人似乎有了另一种光彩，她听到了旋律的另一个变奏，音乐自己焕然一新。
回到家，那旋律仍然没有离开她的耳朵。连同他们中午吃饭时听到的莫扎特的小曲。其中似乎有某种联系。当时的氛围，环境，充满张力和痛苦的对话...她完全置身事外，进入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创作准备状态。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潜伏在身体里伺机发作的疼痛。那种因为思维高度活跃、肌肉紧张以及心跳加速后导致的疼痛，兴奋的另一种。但是这兴奋并不纯粹，并不是她五年前拥有的高度专注——那种不依靠任何酒精、烟和咖啡的催化就能自动产生的能量，而是一种充满倦怠的能量。
她坐在了客厅那张饭桌前，慢慢想起了头脑里的那个旋律，她把它改成小调，又哼了起来。
她拿起了笔。
（公众号“麦坦”。写小说，童话，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