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996，生病ICU”：拒绝玩命，是我们所有人的战争

早上9点到岗，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这样的工作制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并不算新鲜事，所谓加班加到重症监护室，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调侃。为了反抗，程序员们在网络共享代码社区Github上发布“996.icu”项目，号召程序员们揭露“996.icu”式的公司，很快，“996.icu”成为Github上最受欢迎的项目。

这本是一场行业内部的反抗，却因为互联网巨头的回应，而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UC、QQ等浏览器屏蔽了“996.icu”项目，高层嘴巴上说不强制996，却要求员工“全情投入”。此番操作不仅激怒了程序员，也激怒了大众。也让996工作制成为热门话题。

今天推送的文章中，作者从企业制度角度入手分析，提出在“996”背后，其实是降级的“中关村”和缺工的“富士康”背后共同拥有的结构和现实：大企业和劳动力之间永恒的效率、激励博弈，指向了普遍的加班制度。有人畅想，是否摆脱了大企业式的运营模式，建立更灵活自由的工作制度，就能摆脱加班了呢？这或许，只是美梦一场。自由工时的结果，也许是更苦不堪言的“007”（指一天24小时待命，每周7天，即“全天候工作”）。

撰文 | 逢舟

“996” 和“996.icu”：从风口到祛魅

倘若考据从诞生于2004年互联网行业水大鱼大时期的“996”到如今互联网寒冬的“996.icu”的演变，几乎可以侧写出中国互联网行业从风口到祛魅的历史。

“加班996，生病ICU（重症监护室）”本是程序员圈子中的戏谑之语。但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样高强度的“996”工作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企业鼓励和推行。2019年1月，有赞公司在公司年会上公开宣布实行“996”工作制，CEO直称对人的要求就是“这里不安逸”（见钛媒体《有赞CEO回应996工作制：这绝对是好事，让更多人了解有赞文化》）。

越演越烈的过劳文化，让程序员们难以承受。摆在程序员面前的，已不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问题，程序员加班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2018年12月，大疆科技一名刚刚毕业的程序员心脏骤停猝死（铅笔道 《大疆90后员工因呼吸急促猝死 终年25岁》）。同年，一位华为外派肯尼亚的工程师过劳死在他乡，其妻称他留下了33天没休的年假（南方网《又一个华为工程师倒下了，程序员猝死为啥频频发生?》）。

不堪重负的程序员们开始反击“996”。2019年3月26日，“996.icu”项目在著名代码托管网站GitHub上线了，发起者强调“996”工作制下的最低工作时间，已经比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工时近乎翻了一番。“开发人员的生活很重要”，这句仿照“BlackLivesMatter”的口号在页面上被重重加粗，号召程序员们提供证据，曝光和抵制推行“996”加班文化的企业。

目前，这一页面已经获得了超过20万个星标（类似于“赞”），程序员们晒出自己在办公室搭帐篷加班的照片和打卡记录，已曝光了近90家涉嫌“996”的公司名单，不乏华为、京东、有赞这样的行业巨头。

“996.icu”如一只蝴蝶引发了行业舆论风暴，但对于巨头们而言，只不过是小风小雨。截至目前，并没有企业主动回应其来洗脱嫌疑。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企业出品的主流浏览器如UC、QQ、360以“色情违法”的由头，开始集体封杀“996.icu”（TechWeb《加班到头秃！程序员吐槽“圣地”996.ICU被国内多家浏览器屏蔽...》）。企业们对于推行“996”的态度强硬：4月4日，搜狗开始统计时长裁人，CEO对匿名爆料回应“有种就赶快滚。”（新京报《传搜狗统计加班时长裁人CEO王小川：按照法定的做》）4月7日，京东流出坚决淘汰不能拼搏、不能干等三类人的内部邮件，而在上个月仍自称“不强制996，但要求员工全情投入”（北京时间财经《京东裁员1.2万消息不实国外阴谋论？专家：“联系不上”》）。

也正是撕破脸的BAT，让“996”的话题迅速出圈，帮助社会大众完成了一场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大型“祛魅”：程序员们摘下了残存在大众眼中“高薪”、“容易实现财富自由”的光环，打落到搬砖“码农”的本质；高端大气的互联网行业，也被打回为由代码流水线组装起来的“血汗工厂”——倘若多在工资条上添几个零，富士康到中关村的距离，似乎也不再遥远。

但被人遗忘的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神话的“迷思”（myth）和风口，也正建立在“996”甚至“007”之上。在“996”这个词语诞生的2014年前后，正是互联网高速扩张的时期，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一个个风口被推出，“双11”、“双十二”被打响，疯狂的行业扩张疯狂地拉动着程序员们的加班时间，“996”甚至“007”成为常态。吴晓波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一书中记录道，2014年滴滴的出行订单暴涨五十倍之后，调来升级架构的程序员连续加班七天七夜，“甚至有人直接昏迷倒地”。疯狂的行业扩张必然拉高了收入，程序员们作为获利者，有了买得起房、财富自由的传说，成为了和公务员一样在相亲时被青睐的职业。

不难明白，在雷军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只要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的2014年，人人最害怕的是错过风口，而“996”意味着抓得住机会。虽然在同年“996”第一次上了社会新闻：网曝阿里女员工在“996”的工作重压下，因宫外孕死亡（中国新闻网 《曝阿里巴巴一怀孕员工过劳死 加班情况双方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激起舆论水花。更多的程序员心存侥幸，在开放注册不久的知乎上纷纷指出“宫外孕和加班没有必然联系”。

富士康到中关村：数字劳工与集约化企业

“996.icu”，实则是一场迟到的悔悟。在互联网寒冬冷冽的空气中，中关村的程序员们猛然惊醒，比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加更长时间的班，不能让他们依靠代码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而更近乎是不断加班的流水线工人，丧失的生活、健康成为了不可挽回的沉没成本。如今的程序员更愿意自称为“码农”：写代码的农民工。实质上沦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使得互联网产业应对寒冬的第一步，是使用“996”裁减和压缩劳动力。一些媒体将京东的建议995、“坚决淘汰三类人”解读为京东正面临经济困难（CSDN《京东淘汰“三类人”，近18万员工懵了？！》）；也有业内程序员认为，宣布执行“996”正是一些企业逼迫一部分人离职的变相自保措施（澎湃新闻 《程序员口述｜ “996”工作制并非是一个整体性的“敌人”》）。

正如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的，中国互联网已经到了下半场，经历过迅速的行业膨胀，现在的互联网开发工作复杂程度降低，个体产出减少，更多的是重复性、高密度的“搬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关村CBD中端坐在工位中的程序员，和富士康流水线上的车间工人，在工作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在实质上，程序员还是流水线工人都成为了数字产业价值链上的“数字劳工”。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一书指出，中国富士康工人的劳动，印度、硅谷工程师的劳动，都是广泛意义上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工们承载着普遍意义上形式相近的剥削，特别体现在实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普遍的加班制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倘若我们想更深层次地理解为何“996”加班模式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如此盛行，已经被广泛研究过加班问题的富士康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样本。

事实上，社会大众对于过劳加班的认知正起于富士康，远早于“996”兴起的2010年。当年的富士康密集发生了十几例过劳死和自杀事件，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CCTV经济半小时 《富士康“十连跳”之谜》）。那时深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72.5%的富士康员工都频繁加班，另外有报道指出，一些富士康员工的每月加班时间甚至达到了80个小时。

但这影响不到普遍的加班制度曾经根植于富士康，正如今日的“996”实则和互联网企业之间难分难解。这是个不可避免的结构性问题，集约型大企业和劳动力之间天然存在着某种博弈：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而不遗余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对于劳动力来说，缺少其他选择，加班是提高收入最快捷可行的途径。深圳富士康公司遵守着《劳动合同法》，一方面将工人基本工资与最低标准工资挂钩，导致小时工资奇低，另一方面，激励工人加班有双倍工资，工人不得不通过加班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月工资水平。但对于不愿选择农民工岗位的工人而言，富士康已经是流水线大企业中较优的选择。“十连跳”发生两年后，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富士康中国区的工人普遍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小时，但72%的人不想改变加班时长，仅有18%的工人认为“工时让人难以忍受”。甚至在2014年，重庆富士康员工曾经举行了一场罢工，来抗议加班太少导致收入下降（人民网《解读：富士康工人“自愿加班”之惑》）。

这和业内人士所指出的目前“996”基于的“结构与现实”是相似的：互联网行业薪酬水平已经很高，程序员们缺乏转行的动力。进入下半场之后，越发集约化的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有赖于比拼效率，而加班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程序员保持薪酬的“最优选择”。于是“996”越发成为行业普遍奉行的工作制度，跳出“996”,就意味着跳出互联网——程序员们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然而在寒冬之中，加班的回报性价比已经大不如前。这也是为什么“996.icu”在页面上试图用“按照劳动法规定，996工作制下只有到当前工资的2.275倍，才在经济账上不吃亏”，来唤醒和发动更大部分的程序员抵制“996”。

显然，唯有产业被撼动，集约化企业和数字劳动之间的效率、激励的博弈结构才可能被改变。正如“共享经济”兴起后，方让富士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招工荒”，无他，急速扩张的外卖骑手岗位成为了比流水线工人更好的职业选择。按照美团研究院的报告，2018年较上一年增加了50万骑手，总共270多万的骑手通过美团平台获得了300亿元的收入，而其中超过三成的骑手曾经是产业工人。

可能的破局：零工经济（gig-economy），看上去很美

是否摆脱了集约化企业，人类就可以摆脱万恶的加班？

正如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在40年前寓言的那样，目前摆脱了集约化企业、更自由的雇佣方式和谋生选择或许已经出现，只是仍停留在低端产业——已经在我们身边川流不息的外卖骑手、司机组成的“共享经济”，和流水线工人相比，自然是以一种去中心化、更加自由的工作方式。在中国以外，这种“共享经济”模式（诸如Uber）被统称为的零工经济（gig-economy）更加火热，几乎已经占据了劳动市场的半壁江山。据统计，零工经济（gig-economy）劳工关系模式下、靠接单分派劳作的劳动力，已经占到美国总劳动力34%。

零工经济，是仅仅由短期合同或自由职业构成劳工结构，诸如Uber等共享经济是目前其最重要和最活跃的组成部分。零工经济帮助劳动力摆脱了集约化大公司管理的钳制，让他们得以自由灵活地工作。

“自由和灵活”的零工经济（gig-economy）似乎看上去很美，但实则让“加班”假借自由意志之名，成为零工经济的普遍工作常态。首先，在简单粗暴的以单结算模式下，不断接单这样的“隐性加班”意味着“多劳多得”。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连轴转的外卖骑手的薪资，可以轻易超过了制造业工人，甚至远远超过了部分白领。更隐蔽的是，算法系统代替了“结构和现实”，鞭策和激励他们持续过度的工作以满足客户的需要。正如牛津互联网研究所（theOxfordInternetInstitute）最近的一份研究指出，劳动力在gig-economy平台的排名和评价越高，才越能得到录用的机会，诱使劳动力无休止地接单。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theOxfordInternetInstitute最近的一份研究指出，劳动力在gig-economy平台的排名和评价越高，才越能得到录用的机会，诱使劳动力无休止地接单。

更糟糕的是，零工经济（gig-economy）让“隐性加班”失去了法律提供的权益保障。对于零工劳动力而言，大企业和劳动力之间效率和激励的博弈，变本加厉成为了灵活性和就业权之间的抉择，更让他们直接落入了界于员工和自营外包商身份之间的灰色地带。英国法律给出了“危境员工”（Limb〔B〕Worker）这样一个模糊的法律用语来定义他们：即使有为企业工作和服务的契约，但无法获得“劳动法”最为普遍的保障：病假、保险，乃至作为托底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

然而，基于“996”这样强制胁迫的加班模式消失了，共享经济下更多数人选择默许了基于自由意志的加班的合理性——有谁不需要24小时可以提供低廉服务的骑手和代驾？事实上，零工劳工们的受伤、猝死并不鲜见，却从不曾引起和程序员的“996.icu”一样广泛的讨论。

我们终究只能发问：倘若人类不需要劳动，加班总算可以绝迹吧？

答案或许仍旧是“No”。按照工作狂人埃隆·马斯克的展望，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解放了所有劳动力时，政府将会通过课税机器人、向人们提供“全体基本薪资”，不劳而获、坐在家里躺着收钱不再是幻想。固然人们不需要通过劳动换取薪资，但“消费”取代了劳动成为了“工作”本身——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人们不得不努力“消费”去商家血拼购物。我们能奢望未来的新人类们能遏制住“买买买”的“加班”天性吗？或许加班仍将是人类永恒的牢笼，即使是如此“甜蜜”。

参考新闻报道：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逢舟；编辑：榕小崧；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