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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DK-14（北京站）
时间：2019年11月9日
地点：鼓楼西剧场
台上的人：张立宪 白岩松
现场摄影：郜华欣
张立宪：大家下午好。
白岩松：我今天是伴郎，先做个现场调查，在座各位中第一次参加《读库》读者年会的，请举手。
张立宪：大概六分之一吧。
白岩松：我跟老六的心态也许不一样，我其实特别愿意看到有特别多的第一次参加年会的朋友。看到六分之一的人举手，你的心态是什么样？
张立宪：只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抢到门票，新手往往来不及啊，所以才六分之一。
白岩松：可作为他的朋友，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希望新手越多越好，长江后浪伴前浪。参加超过三次的请举手，看，差不多也是六分之一。
张立宪：他们真的是有抢票软件加持。
白岩松：从2006年老六开始做《读库》，我一直是见证人。过去我一直以为读库的重音在“读”，每次的年会也都在谈“读”，读书、阅读，前几天我才突然明白，读库光谈“读”不谈“库”不行，所以今天我们谈谈库房的问题。读库的“库”最近给你的压力有多大？
张立宪：就是把时间高度压缩了。大概一个月前，听说我们库房所在的那片园区的情况后，我就知道搬迁是不可避免的，接下来就要决定是留在北京还是去外地。
北京这几年各种拆迁很厉害，导致库房的供需关系发生逆转，仓储成本即使现在不涨，我判断明年也会涨，后年也会涨，以出版业的利润空间和成本构成，是承受不起这种上涨的，所以第一个判断就做出来了：要走，搬离北京。
白岩松：这句话非常重要。作为读库的负责人走过十四年，应该对此有清晰的判断，有自己的打算，但为什么《来自读库的求助》这篇文章似乎显得有些仓促，长远准备跟仓促之间一定有故事。
张立宪：做出这个决定是在十一长假期间，是因为外界的消息比原来我的设想要快，并且我们还需要跟上百家合作方沟通协调，统一行动。到11月4日我发出求助信之后，得到的新消息是比原来设想的时间表还要往前提。各种细节先不说了，因为还有很多未确定的因素。这种未确定因素让我更不安，感觉自己是在押宝，赌这一把是走还是留。我现在押的宝就是搬走。
搬迁时间比原先预计的要快，发出求助之后，解决问题的速度也比设想的快了很多，这是让我非常感动非常安慰的一点。我手上还攒着大概两千条留言没来得及看，这些留言可不是来句“老六加油”“祝福读库”，而是认真准备、很有价值的，既有给新库房提供信息的，也有对整个读库发展方向、对我们的产品提出各种意见建议的，都非常中肯，需要我一条一条去消化、去回复。等我把这些积压的留言都消化完之后，会有更准确的判断。
白岩松：大家听完这些话，可能还是没有直观的感觉。我认识老六这么多年，以前光谈“读”没谈过“库”，现在也得先判断一下这个库有多大。开场前我看了一段他手机中的视频，拍的是读库的仓库，一个中等家乐福的规模。
张立宪：10月28日我出差回来，飞机落地，就从机场直接去了库房，因为当时和我一块下飞机的还有摄影师朱朝晖老师。我想请朱老师去给库房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到了库房，我自己踩着平衡车，用手机拍了一个很长的镜头，六分多钟，刚才让老白看了一下。大家可能没概念，其实整个库房规模很大，十几组高位货架，三千多个货位，每个货位大概一立方米，可堆放几百上千本书。
白岩松：看完之后有点懵，我猜顺丰没有做大之前，最大的库房可能就是这样了。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库房？在很多人想象中，现代出版业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轻库房了。
张立宪：肯定是我的责任，我也认为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库房，是我自己的经营意识不足。
我是财务安全和经营理念很差的人，只要公司还有钱，该出的书就做出来，如果钱再多，看到好纸就赶快买下来，结果就导致资金周转率特别低。如果只是分析库房的经济指标的话，我相信它应该不是一个很合理、良性的状态，库存和销售比也不好看。所以这次的确给了我一个警醒，即使没有外部压力，也应该把我们的库房变得不这么重。
周一的求助发出之后，有很多同行、前辈，甚至其他行业的老师给我提了很中肯的建议，有的还说老六你来我这儿看看。我这几天去几个老师的公司做客，也参观了几个库房，听他们聊怎么做轻资产，怎么做第三方委托物流。
对我来说，接下来面临一个问题是把读库押在哪儿，还做这么重，还是稍微轻一点，还是彻底轻？这些决定并不容易做。现在已经不是当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了，真的需要很冷静、很理智地做出尽量准确的判断。这不是今天能说清楚的，等我把两千多条信息消化完，可能更准确一些。
白岩松：大家可能会有个误解，看到这么大的库房，觉得一定是读库有很多书都囤积在那儿，甚至用更狠的词，积压在那儿。但我看完视频，以我的视觉，像有一半是纸。怎么那么多纸呢？这绝对是一种迷恋，是不是你遇到好纸就买？
张立宪：我的生活很简单，花不了什么钱，当然我们赚的钱也干不起别的。稍有闲钱，我确实想不出用它干什么，看到好纸就买一些。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纸。前几天我遇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家很大、很有钱的企业的员工，老总吩咐他做集团的周年纪念册。那位老总拿着我们的一本书说，你就照着读库的书找纸，做成这样就行了。我们常见的企业纪念册都是金碧辉煌，铜版纸，沉甸甸的，他想做得轻一点，质感更沉稳一点，结果没找到纸。在出版商对特种纸有一定需求的北京，这些纸还有人供应，而放在有些城市，连买都买不到。
这几年，有纸厂也在倒闭，不瞒大家说，有的纸厂倒闭前的最后一批纸，就让我们采购下来了，就在我们库房，用一令少一令。
又比如读库版文库本，直接就是从日本进口原装标准的文库本用纸。这在原来是一种奢望，如今规模做到一定程度，才终于实现了。我也很得意能这样土豪。
白岩松：年轻人谈恋爱，总觉得生活就是谈恋爱时候的样子，一过日子才发现，柴米油盐酱醋茶。十四年过去，读库做大了，这个“大”是什么？跟你原来想的有多么不同？
张立宪：大了之后，做判断会格外不容易。对我来说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不会再去想特别虚头八脑的目标。非常具体的问题出现时，“大”就会给人带来思考上的难度。
今年的确是读库遇到问题最多的一年，被敲诈，被举报，被暗算⋯⋯再一件一件去面对、去申辩、去解决，可我本来就是个编书的啊。当然许多问题并非针对我们一家。
有一段时间，《读库》真有不能再做的可能，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比较轻松地接受这个现实，反正自己饿不死，以团队兄弟们的能力也能找到新的饭碗，不能做就不做吧。可就是在大概两个月前，就在鼓楼西这个场地，我在台上，台下有一位大姐，她说为什么《读库》出得这么慢，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不做了？我当时本来想回答她，确实不能做了。可这几句话还没说出口，突然就有了一种心如刀割的感觉。我就没再说。《读库》不能不做，死活也得做下去。如果《读库》真不能出，我自己也要按现有的固定周期把它先编出来，哪怕暂时不印、不出版呢。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的不是筚路蓝缕、呕心沥血，而是从可行性、可执行性上分析，假如一年真的实实在在编六本暂时出不了、不能卖钱的《读库》，我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组织什么人马，跟作者怎么解释，向相关人等提供什么条件，这些条件我能不能满足。
我自己做事业，没有权力要求作者和其他参与的人也陪绑做牺牲，那么需要多少钱，这些资金如何解决？对我来说，全是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把“大”拆解成各种任务列表、条件清单，再一项一项划勾。并且我还要具备清单之外的应变能力，列再多清单，依然会出现计划外的情况，要对此有反应。除了列各种条件和步骤，还要在不同阶段搞验收，做评估，甚至做出调整。也许它跟一开始的目标、一开始的如意算盘都不一样了，怎么办？不能死心眼，老天爷不会什么条件都满足你。这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数学题，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
白岩松：十四年前是不明白的。那时候哪知道奥数学不好是做不好出版的。
我今年听过一句特别好的话，说有些事当你承担一定责任的时候，能解决赶紧解决，不能解决的赶紧解释。据我所知，今年不管读小库也好，《读库》也好，出版日期都有所推延，是不是读小库MOOK更明显一些，你给大家解释解释，然后解决解决。
张立宪：解释起来其实很难，因为有很多不能说出来的理由，并且，我们的读者不需要解释，我说什么大家能都接受，我不解释大家也能宽容，能理解，这反倒让我无话可说，最主要还是把活儿干出来。我只能说尽我所能，读库小团队不能整天生活在理由中，一上班就给自己找台阶下。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DK-12了，那年的年会，我身在其中，却感觉自己是木的。两年前的状态是这样：六嫂，四十六岁的超高龄孕产妇；我父亲病危，在那一年过世；六嫂的父亲，脑梗住院了好几回，长期需要人照顾。除此之外，我自己身体也出现状况，脑血管有问题，大脑算力不够用了。这太可怕了，因为我们就是靠脑子吃饭的啊。
两年前的那些难事儿，可不像库房搬家这样求助就可以解决。那一年到了什么地步？我得到的帮助都是尽了全力、最好的、最大的善意，所有人都对你很好，但那些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原先我们遇到的事情，挣不了一万我挣八千，买不起别墅我买单元房，可如今没有这样的余地和退路，父亲在还是不在，孩子有还是没有，非此即彼，并且都不是靠人力能解决的。
那天和老白坐在台上聊天的时候，小孩已经顺利出生，父亲病危躺在医院里，我自己的智商还在艰难恢复中，可我确实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没什么可委屈的。我当时想，如果最惨的局面出现了，那怎么办呢？大不了二次创业，就当十几年前那样，白地起家，从头再来吧。
今年遇到的大多是外界因素，和两年前那些生老病死的问题没法比，也幸亏是拆开在两年中，如果压缩在同一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崩溃。
今年遇到这些事，我内心一直没有多少慌乱，没有怎么消沉。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乐观。早晨出门骑共享单车，如果第一次能扫一辆顺利开锁、骑得很舒服的自行车，我都能高兴半天。
白岩松：今天当他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舒服多了，他能说出来，说明已经过去了。两年前那次跟他对话，我作为一个伴郎，除了不能把新娘娶回家，剩下新郎干的活儿我都干了。
三天前老六过了五十岁生日，我去年就过了五十岁生日，加在一起是一百零一岁。五十岁了，有什么感受？
张立宪：我整天心态可好了。遇到的问题，总能找到资源、找到工具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放弃也没什么。为什么我心态这么好，因为我认命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们这个行业，看起来好像苦哈哈的，挣的钱就是那一仓库书，但我自己从来没想过改行。我只能干这个，这是我最擅长的，我也只有干这个的本事。
最近我总出去和各地的读者、同行探讨，过程中我自己的思路也慢慢清晰起来。为什么我如此喜爱它，出版业如此不景气，大家用来买书的钱越来越少，尤其是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它依然那么让我着迷，让我根本离不开？您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白岩松：以读者的身份来说，读书其实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这个职业要是诉苦的话，俩小时的读库年会是不够的，但当我读书的时候可以冲淡很多。老六生日那天发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偶尔拿起书来读一会儿，感觉很投入很过瘾。他这些年看的大多是书稿，看别人编的现成的书，很少，看几本书就很快乐。这是快乐的重要标志，否则的话他一直是编辑，是读书让他又回到了读者。这不是答案，是我的感受。
张立宪：我看到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一篇文章，说的不是出版，他说在当今这种技术进步的社会里，整个人类的命运问题，人被机器赶得都快没地方了，还剩什么样的工作能做？KK说的第一条就是，对效率要求没那么高的工作，适合人类去做。这个很有道理，对效率要求高的，人类真的干不过机器。出版恰恰是一个对效率要求没那么高的行业。做一本书短则三五个月，多则三五年，细水长流地做下去，早一天晚一天也没关系，做完了能卖三五个月，也能卖三五年，甚至卖三五十年。效率不是第一位的，所以这可能是出版行业的一个魅力。大家如果找工作的话，也最好找那种对效率要求没那么高的。
我顺着KK的思路想，出版还有什么特点是优势而不是劣势？我想，第二个优势是，正确性没那么重要，或者叫没有标准答案。
白岩松：多元性。
张立宪：你看不管是iPhone，还是服装的生产线，都需要严格的正确性，否则做出来的产品就不合格，这个人就要被淘汰，甚至受工伤。出版业最大的魅力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你说你的看法，我说我的道理，彼此的方案或判断很少有一方具备碾压性的优势。很多时候，我上班很痛苦的一点是“分歧一旦发生，彼此很难说服”，大伙儿各执己见，彼此不服，甚至老天爷也不给你逐个检验的机会，只能果敢做出抉择，并坦然承担后果。
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解决能力，恰恰是一个编辑最可贵的地方。
第三，AlphaGo战胜了人类围棋高手，再往前推几年，都认为人工智能是不可能下围棋的，围棋的算法数量据说相当于宇宙所有原子数的总和，所以当时认为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到这一步，但没想到计算机的算法几个翻身，翻几番就完全没问题了。
听说现在围棋学校的老师都快失业了，大家都用“绝艺”人工智能软件，跟计算机学棋下棋。为什么围棋老师斗不过围棋计算机？因为围棋是有边界的，就是横纵那十几条线，别说全宇宙的原子数量，就是再加几个平方，也是有边界的。凡是有边界的事儿，人类可能就比不过机器。
AlphaGo下棋就是下棋，在划定的边界内下棋，而一个棋手，比如我，可能下着下着棋会想，今天晚上还要跟白岩松吃饭喝酒呢，心里会走个思。我看日本写本因坊大战的书，好玩的部分不是谁把谁赢了，而是在对弈过程中有很多棋之外的东西，以及对胜负得失的不同品尝。那是没有边界的体验。出版也是一个没有边界的领域，这也是它有价值的地方。你同意吗？
白岩松：同意，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常听人说二十年后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记者就在其中。我写过一句话，只要妈、诗人和音乐家不被替代，这个世界就不会太烂。
我接受你这三个标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标准：人工智能不可能干掉那些因为错误和意外而诞生伟大的行业，因为越高级的人工智能越不出错，但诗歌有的时候是错误的结果。比如前两天《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濮存昕写于是之老先生的文章，他转引了一个细节，于是之老先生有时候跟夫人吵架，会特别着急地跟夫人喊上一嘴：“别忘了咱们经历过可怕的幸福。”我们一般不会把“可怕”和“幸福”组接在一起，人工智能不会这么做。伟大的诗歌和伟大的饮食经常是由于错误而诞生的新东西，可人工智能不犯错。
听老六聊，前半段特别像一个出版业的老总准备辞职，突然话锋一转改成了招聘，谈这个行业如何如何好。
张立宪：我还没说完呢。第四条是什么？稀缺性。原来照片有价值，因为普通人一年到头都拍不了几张照片；现在照片泛滥，而很多人已经不会写字的时候，写字就变得更有价值。现在大家对写字的要求越来越低，很多人连借条、请假条都写不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写字的本事更可贵。虽然直接拍一张照片就能告诉大家，这是鼓楼西剧场，这是读库年会现场，那你能不能用文字描绘鼓楼西，描绘读库年会现场？现在这个能力越来越缺乏，越缺乏可能越有价值。当其他的艺术形式越来越泛滥的时候，单纯的文字写作反倒会越来越永恒。
第五条，无论如何，人类向智慧最深层次进军、每个人自我成长的最有效手段，还是读书。
是不是我自作多情了，把自己的产品神圣化。并且我也看到很多读书不多的哥们儿也很好，人家就玩游戏、追美剧，也能形成很好的三观，做事儿都很棒，为什么非得说读书是最好的呢？我想，不管是游戏、影视剧还是书，本质上都是被专业、精心处理过的信息，不管是质量还是密度，它的智慧含量的确会很高。
未来哪种工作值钱？KK说，帮助用户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或者帮助用户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的那份工作，是未来最值钱的工作。我做的也是这样啊，我就是在帮助在座各位找到你们所需要的信息，当然我找的不对，你会把我踢开，但这份工作和这个角色是大家需要的。帮助大家做出判断，那么多林林总总的东西，选哪个不选哪个，我来给筛选一下，这个筛选可能就是有价值的，这就是第五条。
白岩松：得说到六条，因为他是老六⋯⋯
张立宪：还得把刚才五条补充一下。我现在已经过了自作多情的阶段，唯我独尊，只有我们这个行业是最好的。刚才的那几条，“对效率要求没那么高”，其实出版业里也有大量工作环节是讲究效率的，不能说这种工作对效率没那么高，我就散漫胡来；“对正确性要求没那么高”，可这里头也有大量的东西是必须正确的，再接再lì的lì是哪个字？严厉的厉，还是鼓励的励？必须正确。刚才说到的每一条，我们都要考虑它的另外一面。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效率、正确、边界这几样都做不好的话，你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去享受更空灵的、更体现创造性的东西。
白岩松：幸亏补充了一下，否则大家可以去想：正确，老六看似刚才是否定的态度，但其实十四年下来读库有更大的“正确”，因为有一些不那么正确、不符合他价值判断的东西，可能更挣钱，你让他去做，他会觉得这不正确。
张立宪：其实我们很挣钱，只不过有的利润其表现形式不是钱。
白岩松：是，很挣钱。
书帮人做决定，有的时候是一瞬间，好多人会觉得，我看了那么多书，怎么也没帮我做决定呢？缘份没到。有的时候一本书九百多页，可能就那三行字把你的很多东西改变了。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多月前我看一套长篇小说叫《主角》，里边有一个细节，女主角由于各种事情最后没法过了，比老六还惨，去庙里待了很长时间，慢慢好多了，但还在这儿住着。
住持有一天把她找到说，你该出去了。女主角说，啊？我还没想明白呢。主持说，如果都等想明白再出去，庙哪儿够呀？在你做的事里头去修行吧。就这一句话，坦白说，当时看得我热泪盈眶。后来我把这书送给别人，也没跟他交流过，隔了几天，他看完之后发微博，居然谈到了这个细节。那一瞬间，你有一种释然，文字当中有时候会有一种密码，你遇到了OK，没遇到，两种因素，要么你真没遇到，要么你还没达到能遇到它的能力和阶段，包括缘份。所以，书有的时候不会立即变现，跟银行取钱似的。
张立宪：也不能说做书的就多么高人一等。有大量做烂书的人，我觉得他对人类文明反倒是起负面的、毁坏的作用，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没准我自己做的就是这样的书，只是不自知而已。所以你得时时刻刻想到事情可能存在的另外一面。
白岩松：围绕书来说，我个人感受有几个问题：第一，老六在头几年，比如2006年前几本《读库》出来的时候，经常跟我们特别迷恋、幸福地谈某一本书，太棒了，比如投资一二百万就为弄一本《青衣张火丁》，后来还送了我一本。我说，别送给我，我会耽误这本书，因为我不懂，不是这个爱好，但老六会说，不行，一定要收下，怎么怎么样。最近几年你好像不谈具体书了，“好书”在你的概念中是不是在转变？
张立宪：可能没有原来那么自信了。起初真有点强人所难，就像我要强行向你推销《青衣张火丁》一样。当然也可能就靠那种特别虚妄的自信，才撑着我干了十几年，就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是正确的，你们就得买我的、读我的书。但是在干的这个过程中，慢慢就知道，能不能别那么觉得自己做的是唯一正向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变化。
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原来在乎的很多东西，比如书的皮相——装帧、用纸、制作工艺，现在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我看过一篇写Airbnb小团队创始过程的文章——大家知道用Airbnb都很方便，比如我要去墨西哥，直接搜一下那个城市，大概要去哪个地方，马上知道附近有什么适合我的民宿，选择好某一处，商量好了，时间也合适，几下来往，点几下鼠标就解决了——创始团队说，其实背后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工作，他是做全球的Airbnb，“云中床，云中早餐”，很多国家没有信用卡，即使有信用卡的国家，比如用中国信用卡支付美国的一笔房费，看起来是瞬间支付，其实背后在银行系统已经走了好几个来回。在没有信用卡的国度，怎么支付？不同国家的不动产法、税率，它背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比如说墨西哥对中国消费者是一种算法，可能对日本消费者又是另外一种算法，并且各种算法也是动态的。
总之架构Airbnb的平台非常麻烦，可架起来之后，创始人说，我们只需要让用户用起来很方便就行了，不需要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不动产法这么复杂，原来VISA卡得来那么几下才行，用户不需要知道这些。
我最近几年可能也进化到这个程度了吧，觉得不要再去强调这种，我多不容易，知道我多用心吗？最后出来这个东西好，也不用你说；做得不好，你自己强行去说服大家，反倒更让人讨厌。
白岩松：这一点还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前几年聊天，我用过一个词，读库的书“性感”，就是弄得你好像不买不好，好多本子、书，非常性感，他为了做这个甚至要攒纸。但今年我看到读库的几本书，哟，没法用“性感”这个词了——“裸体”。裸体跟性感不是一回事儿，裸体就是自自然然的，比如说关于春秋战国的那几本书，我看到的就是裸体，但内容却被许多人谈论。这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还是五十岁的结果？
张立宪：可能经历过很多繁华之后，内心就不会觉得繁华是多大的优点了。就像唱戏一样，“少-多-少”，一开始只会唱有限的几出戏，然后要大量地唱各种戏，什么都唱，生冷荤素不忌，必须什么都得感兴趣才行，到最后又返璞归真，就唱那么几出。出版的各种编辑手段、各种印装手段也是这样，到最后你别一本书一个样子，一本书一种风格，最好让大家意识不到这本书的工艺、用纸有多复杂，就那样很舒服地看上边的字就行了，不要让它的设计、印装打扰到读者。
还有一个原因，稀缺性。不是说大家玩手机的时候书多么稀缺，也包括在同类书里，你做的书能不能有一种稀缺性。我认为当下最大的稀缺性就是小开本的书，口袋书、文库本。因为现在的整个销售体系、市场条件，以及一些设计理念，导致大家更愿意做大书，定价高，开本大，可能很多作者也有这种出大书的情结，就像很多写小说的人一样，一定要写几篇长篇小说，越厚越好，好像写短篇就交待不过去一样。我个人真的是喜欢小书，而且小书做得人少，所以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小书，这么多年慢慢摸索，逐渐成熟起来，就知道什么纸更合适做成什么开本，最后可能就提炼出那么有限的几个开本，踏踏实实按照这几个做就行了。
我也总说要减轻读者的负担。什么负担呢？经济上的负担，让书的定价尽量低；体力上的负担，入手轻一点；视觉上的负担，别用那么雪白雪白的纸刺眼睛，别把字的空间感、架构感弄那么差，版面排得那么差，让大家视力上不舒服；理解上的负担，不是说出的书像白开水一样，它肯定有它的深度，有它对思考的挑战在里头，但它应该是建立在一种素朴流畅的文字基础上的深刻和新鲜，而不是刻意雕饰甚至故弄玄虚的文字。这些基本的理念我已经具备了，我们的读者也早都已经具备了，那直接开始做就行了。所以现在没那么多话想说了，老天爷给你的时间也来不及让你有那么多废话，整天多少活儿等着你呢。
白岩松：昨天听了个小细节很有意思，说中国电影真火，但是中国电影的工业还跟不上，谈的不是高技术，只是道具。有一次中美合资拍一部电影，要粉刷八个柱子，美国说我们要从好莱坞调最牛的刷漆工，中国人说别闹了，刷个柱子，我们马路牙子上坐一片。结果把八个柱子刷得倍儿白，特漂亮。正式开拍一打光，没法拍，全呲。最后还是把美国的刷漆工请来，五星级饭店，很高的工资，刷完了八个柱子，没打光的时候看没什么区别，当时中方觉得被骗了，一打光一点问题没有，没有那种白不呲咧的反光。刚老六说的“雪白雪白”这话，刺激了我。
我今年去意大利的时候拍了很多书的照片，全是小书、口袋书，设计特好的封面。我自己出过书，出版社出大本，大头像，我说别丢人，给我出口袋书，价格能便宜十块钱。可能没有我这样的作者，但我就是迷恋小书。半年后我改变了意见，因为出版社拒绝销售小书，说码洋太少，卖着亏，另外，把它码成堆儿的时候不像大书那么显，我没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啊。
张立宪：到现在为止我比较遗憾的是两个妥协。第一个妥协是塑封。读库以前的书一直坚持不塑封，但因为配送上的各种问题，不塑封的话，损耗太大。书本来利润率就很低，如果有一个读者收到这本书不满意让你换一本，我们基本上不换，直接给他重寄一本。重寄的这一本的成本，得让另外五六本书白卖了。这样一算账，就得塑封，几分钱的成本，可以保障几乎没有这种损耗。塑封的妥协我一直内心就不服啊，不甘心。另外一个是文库本的定价。我们在做读库文库本设计的时候，从选题的设计，到最后各种产品线的设计，我一直希望能做成十八块钱一本，但最后各种账算下来，做不到，这个也一直不甘心。
白岩松：谈一下女儿吧。老六给自己的定义，如果好几年之前，可能是出版人老六，或者是饭局召集人什么的，现在叫“一个两岁女儿的父亲”。很多年前他可能不要孩子，觉得孩子是问题，现在有没有觉得孩子是解决问题？
张立宪：对啊。为什么现在刷个共享单车都开心，我觉得可能跟小孩有关。看到她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我都能让自己分泌催产素，不要说看到人了。这个催产素，可能确实能够让你大脑中的各种激素水平趋于良性。你没办法要求一个人每天都积极向上，乐观热情，上帝都做不到。现在趁着女儿让我分泌的这点催产素，赶快多干点活儿。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她不要我了，或者激素水平下降了，可能真的就提不起劲来干活儿了，到那会儿你也别逼自己了，干活速度放慢点或者歇一段吧。
我真的想跟各位说，因为自己人到中年之后经历的各种事情，内部的，外部的，我跟读库小伙伴也说，一定要珍惜自己可以专心致志不受打扰地干活儿的时间，这样的好日子没几年。可能大家没这个意识，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个意识，不会像现在这样，把时间按半小时，甚至有时候按十五分钟一个单位来分配。那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现在才知道当年那种状态多难得。
白岩松：这都是五十岁才有的感受。前些年有人问我，人到中年我们该读点什么了？我说你该读时间了。这本书不到一定岁数，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大，太可怕了。老六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还写，孩子也开始成为你的读者了。
张立宪：有人说，可能是我们做了读小库，才让我和六嫂有了这个孩子，这是很有科学道理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算是一个福报吧。可能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小白鼠，让我们来拿她做实验，看我们的书适合不适合小孩来读。
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当年做了很多事，编了很多书，的确有太多自以为是的地方。除了女儿对书的反应让我有切身体会之外，还有业务范围不断往外冲破各种边界，遇到新问题需要解决，它反过来让我的疆域又拓展，就会面临更深、更微妙的问题，一个一个问题叠加过来，就会和原来的感觉不一样。所以，现在对做书的感觉，和原来真的是天壤之别。
白岩松：这两年做读小库，脑海中是不是经常晃女儿的影子？
张立宪：比如她看我们哪本书特别没兴趣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不是不挫败的。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的工作，也是因为我女儿需要。不是说她需要我挣的钱——干什么都能挣钱，而是她需要我为她做的书，包括她长大后需要看的书。这也是我的工作动力。
白岩松：现在的老六，刚过完五十岁生日三天的老六，脑海中特别想出的书会是什么？
张立宪：这一年来我好多的周末时间是逛商场，带孩子逛商场。现在商场有很多书店，我边看边分析，什么书好卖，什么书已经出得太多了，我们就不要再去凑热闹了，什么书是稀缺的。我发现最好卖的书其实就三种：权谋术，征服史，成功学。这三种书也出得最多，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再去努力了。
知道了自己不想做什么，那么想做什么书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就需要很长时间了，留待上海站，我和林海对话的时候，再集中向大家汇报吧。
白岩松：我作为朋友觉得，老六是一个对过去很迷恋的人，比如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罗大佑等等。但这两年我感觉老六开始对未来特别感兴趣，不知道是不是跟女儿有关。今年的《读库》，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与科技、理工有关的内容，这两年你都呈现出这样一个状态。
张立宪：原来不是没有这个意识，而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作者。我当年认识更多的是咱们这些文艺青年，后来作者的边界越来越拓宽，才得以找到这些作者。
刚开始做《读库》的时候，我分析很多媒体，甚至很成功的媒体，作者全是那个阵容，面孔永远不变，甚至作者的顺序都不变，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我想《读库》一定要用完作者就“扔”，大家听着好像很无情，但我内心真的是这样。
白岩松：没有啊，绥化的艾苓老师，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张立宪：但我到现在跟艾苓老师，连微信上说的话都不够十句。把一个作者最好的东西，我们服好务，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我奔下一个作者去，他去忙活别的事儿。有很多人我一直觉得应该跟他喝杯酒，聊会儿天，唉，还是算了，拜拜。
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得以结识很多这样的作者，也是心中有了剑鞘，再去找能插到里面的剑。但并不是凡事都一见钟情，马上就知道日子要怎么过的，有时候一位作者就在眼前，可你没有这个意识，也可能错过。比如“建筑史诗”的作者王南，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也知道他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毕业了，但就是没有这个反应，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应该找人写“建筑史诗”，依然是眼前找不到人，听另外一个朋友袁牧说，你应该去找王南，啊王南我认识呀，这才情投意合。不是说有就有，或者灵机一动，那个太难了。
白岩松：但如此高密度的科学文章，几乎每本里头都有，而且有的时候不止一篇的时候，那还是有你的意识在里头，不光是找作者的问题。
张立宪：我恰恰认为科学意识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不要说大量的知识结构不太合理的人，即使是我们很喜欢、很认可的这些人，大部分人的科学意识还停留在牛顿时期、经典科学时期，很多人的人文意识，不客气地说，还停留在中世纪，虽然可能时时用来标榜，用来装饰自己的是一些很时髦的东西。
我前段时间看到网上一篇文章，都恨不得10万+了，我说这文章的文笔太法西斯了，完全就是“文革”语言，几乎可以列为写作的反面教材。我就点开了那个公号，可就在这篇文章的上一篇，作者写“文革”中一位杰出艺术家的悲惨遭遇，意在控诉文革。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不自知的一点，你在用你所反对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我们不要看一个人口头上遵守什么，崇尚什么，那都是虚头巴脑的概念，真的落到实处，观其言察其行，“知行合一”彻底是一句空话。我的内心一再警醒，我害怕自己会变成魔鬼。
白岩松：文字上我同意老六的说法，我在“东西联大”带学生的时候提醒过他们，你们都是九零后，但你们的文字强于辩论、抗争、议论、击倒对方。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做了个小实验，请徐泓老师临时想两个词，十一个研究生每人只选一个词，围绕这个词写三个开头。徐老师顺嘴说了阶梯和秋天，您知道结局是什么吗？十一个学生选的都是“阶梯”，没有一个选“秋天”，因为“阶梯”这个词，下意识就是写议论文、杂文，“秋天”需要散文，需要记叙文。
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问自己一下，您的文字是不是也是议论和火气很大？我看《读库》在于我很放心，这里不会有“那个中文”的特征，这跟老六做编辑和周围很多人的影响有关。
张立宪：我想补充一下你的观点，我认为关键不是“议论文”和“记叙文”，而是议论文、记叙文和另外的那一端——说明文或者叫应用文。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的应用文、说明文的训练不足。
还有，分科太早导致的问题太大，中学就分文理科，文科生看不起理科生，理科生鄙视文科生，然后一上大学就分专业，却没有完成最基本的通识教育。分得太早，只有极少数有杂交优势的人，文科生有一些理科思维，理科生有文科思维，才是最棒的作者。大学里更是这样，专业分得太早，美院的学生，学雕塑的，油画都不看，剪纸也不看，这雕塑做下去还有什么出路呢？
白岩松：让文科的人写科学几乎不可能，但有时候能找到像王南这样的，能写好而且对科学比较了解的。
张立宪：你看王南，他的人文素养也是很高的。
白岩松：老六说库房问题，只在读库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中排第六。行了，把前五个跟大家说说，都解决了没有，未来是什么样？
张立宪：很多外界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或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只能学会跟它共处。现在对我来说，最不能容忍自己的是因为外界存在问题，就自己给自己找台阶，把自己的事儿做不好。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小伙伴，还是我们的作者，我都说，先把手头的活儿悄悄练好。大伙儿现在温饱无忧，也饿不死人，为什么不好好出活儿呢？尽管你完全有一万个理由什么也不干，整天骂这个骂那个就行了。不行啊。前五位的问题中，属于外界的不管有多少，我们必须得去解决，但是解决的同时，不要忘了检讨一下自己，不要因此就可以原谅自己，对自己放松放纵。
未来是什么样的？我想把这个话题留在上海，我和林海去探讨。
白岩松：我在老六的文章里看到一个替他高兴的事儿，他说，今年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全是叫外卖，终于决定改变了，中午骑着共享单车去找堂食。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工作繁忙的时候点外卖的程度很高，希望大家对自己好一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为了明天更好而牺牲今天，而今天无限制地延伸到你五十岁，你受不了的。听一点好的音乐，别总mp3，别总外卖，偶尔堂食一下，逐渐增高它的比例。
张立宪：麦当劳的堂食确实比麦当劳的外卖好吃一点。
白岩松：另外再插一句话，北京现在的秋天比前些年美多了，虽然这个城市还有很多问题。来，提问。
读者：我感觉《读库》还是一个偏小众的读物，关于读者群和数量，不知跟六哥的期望有没有差距，有多大差距？
张立宪：我很少用小众、大众这个概念来想事了。在这个时代，再大众的书也是小众的。《读库》算是小众吗？我个人反倒感觉在某个群体里头，《读库》非常主流。在这方面我一点也没有自惭形秽，或者是以小众为傲。
不好的一点是，这两年因为各种情况，感觉自己和作者、读者的沟通有点少了，挖掘新作者的用力不足了。现在不是二次创业嘛，白地起家，把那些老作者，王南秋原他们扫地出门之后寻找新作者，这可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读者：六哥今年五十岁，你四十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今年三十八岁，希望可以给我一些启示。
张立宪：我四十岁那年是读库的第四年，和柴静同学做的年会对谈，就是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比较重要的是，做《读库》之前，我完成了对自己的新的心理建设。
我当时最大的心理问题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了怀疑。我就觉得文字的真实和诚实是几乎不存在的，哪怕是你自己击节赞赏，恨不得手抄一遍的文字，如果一字一句仔细去抠，它都会很可疑。我们习以为常的各种表述，张嘴就来的语言习惯，都很可疑。这是我在做《读库》之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会儿别提多崩溃了，写东西时，一边写一边心里觉得这不是在说瞎话吗，恨不得抽自己大嘴巴。
后来我想，这种可疑我解决不了，我没有答案，其实曹雪芹也解决不了，李白也解决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解决不了。大家尽量做到自己认可的真实和诚实就行了。有了这样的心理建设之后，我再去做《读库》。有了这个尺度，我尽量按照真实和诚实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尺度也是随时变化的。
四十岁的时候正好是《读库》做到第四年，对我来说，还是尽量的真实和诚实。
白岩松：要跟我自己的四十岁对话的话，我会提醒我的四十岁：别那么迷恋于明天，只有今天。
张立宪：如果让我跟我四十岁的自己对话：你要注意那些自欺欺人的东西。
读者：我的问题恰恰是关于未来的，最近读库出了一本书《给未出世的你：致2025年的世界》。我想问两位老师，放眼更远一点，到2030年或者2050年，你想给读者或者做出版的人什么建议。
张立宪：还是得把你的专业技能尽量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刚才说了出版有那么多的优点，可最基本的能力你如果不具备的话，其他全是胡扯。现在大部分人老是追求灵感，灵机一动，各种心灵鸡汤，恰恰是在苦工夫上用得不够，远不到谈灵感的时候，先把基本能力具备完足。
到那个年代，我一厢情愿地认为纸质书还会存在，因为纸质书对人认知习惯的影响，可能还是电子书等等不可替代的；它对人脑的深度开发，可能也是电子书不能替代的。即使到那会儿我的一厢情愿落空了，我想本质不会变，还是帮助读者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帮助读者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除了之前说的出版的五个特性，关于出版的本质，我还总结出一个，叫组装真相。真相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去拼凑它，尽量拼出一个完整拼图，这个人说了一个真相，那个人说了一个，都信誓旦旦自己说的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有一个第三方媒介予以各种呈现，再给它组装。这个组装可以由编辑完成，也可以由编辑传递给读者之后让读者自己完成，或者由编辑自己组成这样，读者读了之后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都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我愿意干这一行，因为这是在中国，应该出还没有出的好书太多了。从商业上来说，就是商机无限。以我这种专业能力，放在美国、放在瑞士，没我多少饭吃，只有在中国还有。我相信三十年后依然如此，中国依然有大量应该出还没有出的好书，应该看还没有看的好书。如果我女儿未来愿意干这一行，我很乐意看到这一点。
读者：很多媒体都在说，纸质媒体肯定是要消亡的，新媒体一定要取代纸质媒体。我这个人可能是比较顽固、古板的人，我一直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刚才咱们一直在分享书的问题，我觉得纸质的东西有时候是无法替代的，我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白岩松：我认为五十年后纸质书依然会在，其实二十年后纸质媒体就会少之又少，但杂志会存在。原因不在于纸，在于媒体需要时间，它是一个快消品，而书是一个长消品。纸媒纸媒重点在“媒”，只要媒的功能能够实现，人们不关注它是纸还是水，还是其他的屏幕。
所以我觉得，纸媒由于速度的原因，尤其我谈的是报纸——杂志没问题，因为杂志将以小众的方式存在，比如石家庄弄的摇滚乐杂志在很多年里都很火，纸质的报纸起码会大量地压缩。我对纸书毫无疑问是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电子阅读器已经很发达了，但它依然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很奇特。
有的时候是说不明白的因素，比如这本书我可以稍微卷一下看，可阅读器不能，其实它完全没用，跟阅读没关系，但挺有用。
张立宪：书上的文字有方位感，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方位感，我读到这段话在左上角还是什么地方，那个很重要，关乎记忆。我想问一下老白，电视媒体难道就没有这种会消亡的忧虑？
白岩松：我不太关心这个，我可以在五十五寸上主持节目，也可以到五寸上主持节目，而且到了五十岁之后五寸上还会显得更好看一点。跟老六刚才说的一样，2050年出版人该有的基本技能什么时候都有。最近我一直谈核心力量，不管怎么变，你的核心能力得有，浓缩新闻事实的能力、写作的能力、提问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只要这四个能力特强，当十五年后互联网成为传统媒体，有了更新的媒体的时候，你依然能混，就像老六对2050年很自信一样。
张立宪：1990年代全国有过轰轰烈烈的下岗潮，但当时我自己几乎没有体会，因为我老家在农村，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农民，不用下岗，我生活中的朋友也没有下岗的。那时候的社会阶层高度固化，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是商场服务员，姑姑就是我们那条街的环卫工人，父亲开长途货车的，这是跟我关系比较亲密的唯一一个所谓的跨阶层的人，所以我对下岗没有概念。我后来去天津，看有的区都是一片一片地下岗，丈夫下岗了，往往他妻子也是工人，也要下岗，亲戚朋友也是，塌方式的下岗。我又特别好奇地问上海，各种新村，都是国企大工厂聚集地，基本上一栋楼全都是下岗的。
当年的下岗潮我后知后觉，没有切身体会，可现在能感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塌方式下岗。这两年，多多少少有朋友找我借钱，或者是经营不善，甚至是惹了官司，或是收入突然降低家里周转不开，或者是愤然辞职再找工作找不着了等等，你会感觉到，就在我们身边。这片土地上，养活不了那么多动物了。
白岩松：我准备撤了，把这个舞台彻底交给老六。我留一个问题，一会儿你们检阅一下。
昨天听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书评人绿茶跟办书店的连真说，我觉得现在最美的书店就是你这个书店，结果连真回答，我办了三十年，每年都觉得我是新人在创业，因为我一直想办一个最美的书店，但它现在依然不是。我想知道老六这十四年，是不是依然是创业的心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读者：《读库1803》有篇文章《语音搜索会给你带来什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不知道其他读者会不会有类似的经验，很多时候，读完书之后，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忘记自己读了什么，写文章也是一样，写完过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六哥说自己有一个智力恢复的过程，想问一下，当我们面对这样困境的时候，应该怎样提升自己，或者改变这种状况？
张立宪：我的智力不是在恢复，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基本是不可逆的，我当时本身生病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其他原因。在治疗阶段我参加北京国际书展，特别有感触想写篇文章。我平时对自己的体力有一个基本概念，但那次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想写一篇两千字的文章，搁平时，大概需要一上午的时间，但那篇文章我写了大概有一个礼拜，是真的感觉脑子不够用了，这才真的难过起来。后来好了，这个“好”按照医生的解释，并不是说你的器官好了，而是它的疲劳状态得到了缓解，但那个小小的隐患也得注意。
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学会了提高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我看到一句话说，要具备在中小型扰乱中正常工作的能力。
我们老说八小时工作制，我个人认为这个命题不存在，一天里，真正为你的公司专心致志干两个小时的活就已经烧高香了，大部分人连两小时都做不到，只不过打卡机上显示你在办公桌上坐了八小时而已。那些时间都干什么了？最好自己有一个判断，能够合理分配好自己的时间，能够对一些东西狠心说不。我后来之所以能够恢复过来，现在还在恢复过程中，是因为自己一直提醒要具备这种抗干扰能力。另外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情，有些事儿与我无关，有些事儿就别想了。
读者：我想了解一些书幕后的故事，您做一本书的过程中觉得这本书要成，或者说这本书不成，有没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
张立宪：就像我们当年发巴慕达的文章，寺尾玄老师解决电风扇吹出来的风能不能像自然风的问题，他的大脑是怎么思考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争取呈现大家的智力活动。我后来想，我的工作也是智力活动，我也应该做一些记录。争取接下来不负所望，能够成形一些东西。
读者：六哥好，刚才听您的话，我总体上觉得您的心态是非常积极的，认真做每一件事。今年以来听到很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寒冬，这些事会影响到您做事的信心吗？不会的话，是怎么处理这种情绪的，会的话，您是怎么消化的。
张立宪：我也没有答案，我们也是在行进过程中，也许会突然死亡，并且这种突然死亡还不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我今年曾经设想过，如果没有了《读库》怎么办？没有了《读库》，我想大家肯定会惋惜一阵子，但过一段时间这种情绪也就过去了，因为这年头比《读库》更有价值的很多东西也没有了，《读库》没有权利要求更多。
如果《读库》没有了，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什么？第一，没有了这种关系，每年大家订一年《读库》，不管怎么催我们，骂我们，甚至这一期出来以后大失所望，批评几句，但是它会让大家周期性地想起《读库》，这个可以称之为某种程度上的强关系，这个强关系是很多出版人所没有的，这是我最大的财富。如果没有了《读库》，没有一年六次的牵挂，这种强关系就消失了，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方式可以弥补，这是我觉得难以承受的。
第二，我们现有的选题池或者作者池会没有，《读库》有很多毛坯状态的文章、选题，这种选题是我一时半会儿自己都想不清楚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就先编好放在《读库》里，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想清楚它应该出成什么样的，甚至会交给其他出版社来出等等。《读库》里有大量丰富的毛坯文章投过来，然后一个一个变成尽量适合它的形态来出版。如果没有了《读库》，没有这个池子，直接一本一本出成熟的原创的中文书，我的能力，我的视野，我伸出去的手臂没有那么长，够不到。
我当时很认真地想过，如果没有《读库》，不要说经济上的问题，关键是这两个损失我想不出别的方法来弥补，所以也很难过也很恐惧，最终想了各种办法，到现在为止我们解决了。我们继续出，往下走。
面对大环境，真的是没有答案，因为我也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往前走。
读者：我一直以来困惑关于标准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公号，大量文字都在涌现，对于纯文学、出版业来说，会不会因此而错过一些遗珠，或者选题标准上会受到迷惑或者干扰？
我带研究生，现在招到的研究生大多数都是出于一种暂缓就业，或者混学位的心理，我当然希望学生们是因为热爱科学或者想做科研的目的，但对于这种研究生，对他们的要求标准，我自己也会感到非常迷惑，是应该严格按照我认为的科学的标准去要求，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去要求？
张立宪：肯定有约定俗成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你和这些与你有关系的人在标准上能否达成共识。你和你的学生在标准上有没有达成共识，决定了你每天上班是郁闷的，是撮火，还是看到他们就芳心大慰。
现在发表文字的门槛在降低，不管是出版也好，还是在网上发布也好，难度越来越低，大家可能对这个泛滥有一种恐惧，我自己反倒没有那么悲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再去看当年曾经感动过你的传统时代出的书，现在再看，可能很多都看不下去了，它们也并没有比现在高多少。
任何时候都有一个筛选机制，只不过现在的筛选机制不够而已。至少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我和读库的读者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当然这个共识是一个动态的，随时调整、随时变化，在动态中有基本不变的东西，永远那么不公平。你所说的遗珠，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写出《红楼梦》吗？不是，有些人有写出《红楼梦》的才华，但他没写，他整天打麻将或者摆摊卖东西去了；有人写出了《红楼梦》，如果没有流传传播的机会也不行，所以这么一层一层筛选下来之后，所有的杰作最后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背后一定有成千上万个炮灰。
我们老说哈利·波特的奇迹，经历了十几家出版社退稿之后得以出版，一鸣惊人。在出版界之外的人看来，这个故事太励志了，百折不挠。可前十几家的编辑难道都是混蛋吗？没准在他们手上也曾经发现过其他的好书，发掘出哈利·波特的出版社肯定也错过其他什么好书。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有这个意识就可以，知道标准是什么，知道这个标准并且要接受它在变化，不唯我独尊，就可以了。
读者：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在写作场景的应用，读库的选题也是社科、非虚构，这里面很多环节、很多因素，比如说资料挖掘、统计恰恰是人工智能的长处，介不介意作者投稿时候稿件当中的一句话、一段话是机器写成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立宪：我见过微软小冰的开发者宋睿华老师，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小冰还给大家写诗，宋老师他们肯定是通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整个的中文语境，比如唐诗宋词元曲都分析了个遍，小冰在这个基础上写诗。我看到说，鲍勃·迪伦获奖之后，IBM用他们的认知机器人沃森，几秒钟就把迪伦的歌词分析了一遍，说他描述的是“流失的光年”和“消逝的爱情”，这是机器给出的答案，大家看，并不比我们普通读者得出的答案更机械，或者更不尽人情。
小冰写很多很多诗，宋老师他们专门给小冰出过诗集，他说小冰笔下写过让他都感到意外的诗句。我也很好奇，我还问宋老师要过那些诗句，想看看到底怎么意外。我自己本身对诗的语言没有研究，也没有没编过这方面的语言，对这方面判断也不是准确的，但你不能人类沙文主义地排斥人工智能。
现在来看，手机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器官的一部分，它已经不是你的一个家用电器，或者一个工具了，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普通的使用者，到底未来会引向何处，我没有能力解答，但是我相信，在写作中肯定有机器的那一部分，就像我们现在所有人发朋友圈，其实内心都是经过计算之后发布的，你大概会计算一下，发布这个之后会不会有人看了之后骂我，还是我发了之后会给我疯狂点赞，再筛选自己发哪个不发哪个，以及如何措辞，选择哪张图片，如何美颜，所有这一切都是计算。
我们现在的每个人，可能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部纪录片来对待，坏处是，你时刻在计算，时刻在顾虑别人的反应，我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好事。现在有些做得非常漂亮的人，已经可以非常娴熟地运用话术，非常娴熟地操纵现有的新媒体，非常成功地操纵舆论、操纵媒体。我们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也都在这么做，坏处就是，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读者：平常我自己私下里会写日记或者复盘工作备忘之类的习惯，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文字细节方面和标点符号的应用问题，有没有对我们普通文字爱好者的建议。我有收集历年《读库》的习惯，对于绝版的图书，心有余力不足了，我想问问有没有定制的可能。
张立宪：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标准没有共识。可能你我共同欣赏的文字，放在真正跟你利益相关的人那儿，比如给你发工资的老板，反而嗤之以鼻，你怎么办？你还要顺从他的标准，这是问题的症结。
大部分人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基本被高考作文伤害过了，你的才华，你的想象力，被高考高分作文折腾之后所剩无几，这就说明高考高分作文的标准是不人道的，和人性脱节的。可把这关过后，你都已经十几岁快二十岁了，再重建对文字的感觉，确实有点残酷。《读库》里最感动大家的文章，拿到高考作文中能得高分吗？实在难说。我们可能认为有太多感叹号的不是好文章，有太多形容词的不是好文章，但高考高分作文就需要这些，你领导的发言就需要这些，怎么办？
怎样找到和自己标准有共识的人，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读库对文字的标准也是动态的，活态的，并且这个标准放到别处肯定不是普适的。我只能说，像今天我们躲在这个小屋里，取得这么一点小小的共识，也就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后来的绝版书不再加印了，第一，仓库容量有限，第二，二手书买起来已经特别方便。我们自己的小伙伴也在多抓鱼上买《读库》。
您所说的定制，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一对一的定制不是印刷，而是打印，基本的精度和质感还不能满足需求，暂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读者：我是一个放射介入科的医生，上个月单位组织了一次和人工智能的比赛，一百个人分成两组写诊断报告，五十个人没有人工智能帮助，五十个人有人工智能帮助，结果是，用了人工智能辅助的医生，做出的诊断准确率高于没有用的。但它有一些问题，目前用的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不是强人工智能，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能力是有限的，出很多错，尤其在医疗领域。比如大家认为最简单的胸片，这种片子诊断起来比CT难得多，平面的东西比立体的东西难，人工智能诊断出来之后出现的假阳性特别多。我觉得人工智能应用上不能单纯地认为它对人文上面有哪些优势或者帮助，在科技或者科学这一块，可能应用会更大一些。
今年是我的孩子第二次来，他现在六岁，刚上一年级，我们给他报了编程课。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到读库出的《因计算机而强大》，我仔细读了，觉得应该给孩子弄。我现在每个周六带他做，他也挺感兴趣，现在越往后有点越难，我自己都有点搞不懂了。现在很多人都在推，小孩要从小学编程，拿出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例子，咱们国家一些很厉害计算机专业人也这么认为，我想请问一下六哥怎么看？
张立宪：我们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对于X光片的学习速度是远远超过医生的，它今年有错误，明年可能错误率就会非常低，但一个医生，从医学院的学生到成熟医生，这个时间永远不可能被压缩、被提前，从这个方面来说，最后某些东西还是要被人工智能替代。
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在种地，那时候只有这么多人种地才能养活大家，否则就会有人饿死。现在美国是百分之一的人在种地，不仅养活了全国的人，还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从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一，那百分之六十九的人在干吗？这可能是我们要想到的问题。
《因计算机而强大》那本书我自己看了也非常兴奋。我不太清楚编程课程的事，但现在让小孩学编程的确成为一个潮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它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工具，那本书里提到很多思维习惯和思维工具是原来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层面的，我觉得是挺有好处的。具体的编程我没有资格来做出回答，我觉得别让它成为孩子的负担就行了。
读者：我是一名培训大学生计算机编程的老师，我感觉语言不是最难学的，最难的是编程思维，处理问题的逻辑性，准备事情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得出一个结果，比如给一个输入，经过计算给一个输出，这个思维不好训练，不好培训，不是给一个咒语就会的。小孩子学，你关注他是不是学的思维，至于是什么语言、是什么工具其实无所谓，数学也可以，数学也是练编程思维。
《读库1904》最后一篇是《冷眼看水浒》，我之前没看过那类的文章，那算是批判性文学或文学批评吗？我从来没那么想过《水浒》，现在信息泛滥，可能需要每个人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启示，以后这类的文章是不是多起来？
张立宪：这篇文章争议很大，有读者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是老生常谈、意气用事。咱们在座的可以搞一个现场调查，认可的请举手，十个人左右；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请举手，也差不多十个。
编选一篇文章，词句上雕琢很容易，但做决定是很难的。当时之所以选这篇文章，就是想《读库》有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这篇文章对有的读者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有的读者来说是耳目一新，从这里面怎么找到一个平衡，既不让某些读者觉得我的智商被冒犯了，又不让有些读者觉得高不可攀。
这个度没有标准答案，它的正确性永远没有办法做出判断，老天爷也不给你再试一次的机会，比如出两本《读库》，另外一本《读库》里没有这篇文章，换成另外一篇文章行不行？不同读者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当我具备了基本编辑能力之后，再对这种非常不确定性的问题做出判断，这个工作好玩就好玩在这儿，这也是我干得津津有味的重要原因。
读者：我也回应下前面两个问题。我自己是搞研究的，和人工智能也有一些关系，对于现在小朋友学编程这件事情，我是持否定态度，因为从培训的方式看，多是机械式或者教条式的，但小朋友们可能更需要一些思维上的训练，我和周围一些朋友聊也是聊这个问题。
现在电商卖书折扣非常低，读库如果没有库房的问题，可能还是会保持坚挺的状态，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出版界或者出版行业利润空间还剩多大，我还能看多久的纸质书。
张立宪：出版行业的利润问题，出版家邹韬奋先生说过一句话，为读者服务。这句话非常简单，但基本伦理就是这样。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如果我是作文老师》，一位土豪朋友看了之后给我建议，你干脆办一个教小孩写作文的班，就招一二十个学生，一人一年收五万块钱，一百万就到手了，生源你不用发愁，在他的土豪圈里随便一伸手就能招来二十个学生。我不怀疑他招生源的能力，但我怀疑自己的志向。
我的志向还是为大众服务。大众化说起来好像不值一提，听起来酸溜溜的，但真的是我实实在在的考量。大众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一对N。我去开一个高端作文培训课，那个N是具体的，1对20，而这个1对N，N可能是1，也可能是一万，可能是一百万，最大的魅力就在于N是不确定的，这样的事情做时间长了，就不适应那个N是确定数字的工作了，这是我对大众化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尽量便宜。不是说不去挣钱了，我们数钱的时候也可高兴了。出版好像一直到现在，虽然大伙儿口口声声拼各种业绩，看各种利润，基本上还是希望书越多人买得起越好，越多人买越好，这个基本逻辑没有变过。我把某本书做成奢侈品也许能卖掉，我们造一些概念，造一些噱头也许能卖掉，但违背了它的本意。
我让读库小伙伴们学会当家，不要只是编稿子，你要学会从成本上，从资金流上算账。大家算完账都绝望了：这仨瓜俩枣的干着有什么意思啊？可这就是一个仨瓜俩枣的行业。我没有自我标榜有多高尚，也希望我们出品的每本书卖好几千或几万的，但确实不能那么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读者：您刚才说您非常热爱出版行业，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如果喜欢的话也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您在说这些话的前提是，不是希望她靠这个行业赚钱养家，只是做她喜欢的事情。如今的出版行业已经不是像八十年代的黄金年代了，在今天这个环境下，您觉得年轻人，尤其是没有什么太多资源的新人进入这个行业，这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年轻人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做成一本畅销书的话，很难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坚持下去，您觉得年轻人真的适合从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吗？如果已经进入这个行业，除了靠理想坚持之外有什么办法突破前期的困难呢？
张立宪：《读库》2006年开始做，我大概在2006年到2007年期间还有一份兼职，是某个网站的主编。为什么要兼职呢？《读库》本身入不敷出，我还得养家，付月供，甚至补贴《读库》。怎么办？就得另外打一份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用那么清高，如果你有别的能力挣别的钱的话，不用非得自我感动，非得来干这一行。我当时去打那份工来养活读库，是因为我相信有一天读库早晚有一天能反过来，让我不用去做兼职。我是做了很有把握的预估之后做的这个结论，不是说像很多喜欢创业的人一样，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甚至把房子卖掉去创业，让一家人都为自己的梦想受牵连，这肯定是不对的。
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愿意干这一行，也可以叫很无奈的选择，我的确除了这个干不了别的。你还是需要做出判断，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了这个行业，有没有自我勉强的成分。等你全心全意专职干它的时候，有没有和破产在赛跑，如果人家追上你的话，你就揭不开锅，房租都付不起，甚至外卖都叫不起了，那个时候还能不能挺住，这都是很实在的考虑。
总体来讲，我们说了出版那么多惨的地方，但很多人也活下来了。我说不出太多可以激励你的话来。如果我女儿来做这个，不是说我给她亿万家产，她温饱无忧了再来做。她如果做出了选择，最好是把她自己的生活解决掉再去考虑梦想、热爱。
上个礼拜我在上海，也有一个在传统媒体工作的女生问到这个问题，我问她，第一，你自己的钱能否付得起房租；第二，你爸妈有没有好的医疗保险，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一旦出事，你有没有积蓄帮他们支付医疗费。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你就爱干什么干什么；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干什么都不要觉得自己多委屈。
读者：我是一个天南海北采标本的人，现在自然科学也算很热门的东西，我发现读库出的曾孝濂老师的画册很漂亮，齐白石先生的画册都还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心这些画背后的故事，比如林奈的八卦也是精巧可人的，好像没有人做这方面的东西，想问一下，是读者作者库的缺失，还是您已经做了调查，这个版画很漂亮，后面的故事没有人想知道？
张立宪：曾老师也好，齐白石也好，他们那个领域里的书已经很多很多了，只不过大家平时缺少推荐的路径，看不见而已，那个并不难找。
现在的阅读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当年狄更斯、雨果写小说的时候，大部分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只有读小说，所以他们的小说里，比如说要写到一部电梯，他要把电梯用好几百字详细地描述清楚，读者才知道电梯是什么样，现在不是这样了，如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电梯，如果“电梯”这两个字是他第一次看到，他也是通过网络搜索知道电梯是什么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缺省值在提高。读库只是沧海一粟，大家如果看了以后对某些东西有兴趣，产生了深挖的欲望，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回到白岩松老师留下的问题。我今年一直跟朋友分享我看到的一个故事，藏传佛教里有个哲蚌寺，哲蚌寺里有个叫兰仁巴的僧人，“文革”前就开始蹲监狱，要求和尚还俗的时候他依然穿着僧袍，让和尚焚烧佛经的时候他还要诵经，不允许拿念珠的时候他还要拿念珠。有人劝他，兰仁巴说过这么一番话：白天没有油灯的事。如果在一个佛法昌明的年代，大家尽可以爱干吗干吗，可如果在一个月亮和太阳都看不见的年代，小油灯就要尽力照明。
对我来说，读库这十几年来，确是每时每刻都在创业，不断检讨，警醒，反思，非常勤奋地要求自己。但一点都不苦，反倒是一个很享乐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头我得到了太多太多，也找到了我自己。就像我现在还攒着两千多条留言没舍得看，拥有这么多财富的有几个人呢？
是爱干吗干吗，还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些尽力照明，让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吧。
各位，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