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本小书，没想到在进入之后却发现这本书仅仅是一本大书的序言部分。
正如综合这本书给予我的整体观感就是本文的标题一样，它所讲述的人与事都是在平静的叙述在颠倒的时代里坚守常识的内容。时间会错位，时代会颠倒，这些一点都不奇怪。而常识作为一种最为普通和带有理性主义的经验和认识往往会变成稀缺的东西。只有当时间的距离足够长时，我们回望这些历史时，才会发现常识在这些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才会认知到对于常识的坚持和认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当时间给了我们足够可以冷静下来的空间，我们也会才会重新捡起常识给予我们的理性，去看到我们经过的历史。
对于历史的感叹，多半是在哀叹常识的缺失。在余世存先生的《先知中国》这本书，其根本性的叙述就在于对于常识性认识的再次梳理。只是这些梳理在时间上已经过去了三千年之久。
在《先知中国》中讲述的历史来源来自中国历史名著“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正如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讲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想必马迁在一口气写下以上这些事例时绝非心平气和。胸中有抑抑之气，就难免在笔下留有痕迹。那么在马迁所理解的左丘，是否也曾经是这样胸中抑郁难平呢？
我们现在阅读《左传》的难度顶多就是好奇居多。而《先知中国》所要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浓缩版。而且《先知中国》采用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方式介入了这一段历史。
对于“先知”这个词语来讲。在中文世界中“先知”往往是代表着不详。至少在我们认识“先知”这个词语所代表的个人命运上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妖言惑众者弃市”。如果不是以《左传》为代表的历史记录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有关“先知”的种种事迹，修正着我们有失偏颇的观念。可能对于先知这样的人物存在，先知先觉者本身就是自寻死路的一种做法。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察见渊鱼者不详”或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中庸之道迄今都在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做人行事。事未动而察见先机者，无疑是将自己放在火上灸烤。更何况，“先知”的存在还需要将“察见先机”告之于人才可能被称之为“先知”。否则，从谣言变成妖言，带来的都是自身难保！
在《先知中国》中恰恰描述的真是这样一个群体，它不是以个体的姿态出现，而是在时代中不断涌现的一个群体。在春秋战国的王权、贵族、士、平民构成的社会中，在“士”这个阶层中，“先知”人物出现的频次特别高一些。通观《先知中国》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洞察这个时代的风吹草动，却左右不了这个时代。这一点，对于这些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先知们”，无疑是一个最触及个人内心的悲哀。这种悲哀到了孔子整理《春秋》时到达了顶峰，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或许就是悲哀走向巅峰时会变成极大的愤怒！
“先知”这个词语及其所代表的系统不是独有的。“先知”在《圣经》的讲述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在希伯来的先知传统和伊斯兰的先知谱系中，几乎填充了当代中文有关”先知“这个词语释义的大部分内容。在中文世界中，”先知”这个词语往往会成为“怪力乱神”的代表，要不就成为江湖上的手艺。但是在中文世界中仍然有对“先知”的另外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在中国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不知道历史及社会有多大的胸怀和开放姿态可以接纳足够优秀的人，能够接纳最前沿的思想观念，最有价值的生存质疑。即便在科技昌明的当下，我们仍然会看到社会是相当势利、相当无情、相当无知的。众多我们未曾想到的、挑战常规的思想观念和人，都会被我们顺手贴上“离经畔道”和“异类”的标签。可能现在的时代对于这些还多少有些善意，但是敬而远之或是视而不见仍然是大多数的第一反应。“文明”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人类经验和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接受许多的“不同”或是”异议”。人性中最美好纯良的思想、深邃通透的见识，多被我们赋予“不合时宜”的处理。
当然，我们大可依赖我们当下已经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嘲笑在历史中充当“先知”的人们的任何记载，我们大可认为那是一个愚昧遍地的时代，在那时，少数几人的言行记录未必是及时的，也可能充斥着后人的伪造和附会。但是我们凭借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在面对这些的历史深入的探知时，往往一脸乌黑的是我们自己。那些历史中的“先知们”的理性、判断、言辞无疑还包含着更多的信息内容。在追溯过往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先贤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其实差别并不大，甚至比我们还多了敬重并臻至敬畏的谦恭。那么这些有关先知们的故事，再次读起来的时候就特别的耐人回味。
这种回味不是”先知们“像当下的街头算命先生一般对个人命运的提前预知，而更多的是针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准确判断。在他们朴素的理性主义的判断中，个人的命运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在阅读《先知中国》时务必要将这里的“先知”从儒家传统中剥离出来，最根本的原因乃是这些先知们所处的时代，乃是孔子苦苦追寻而不可得的时代。也只有将自己认识中的儒家传统暂且放在一边，才会体会到这些“先知们”的言论行事，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脉络。
在我们的认识中，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再形象一些说是一个文明相继陷落的进程，从春秋到战国，再到“归于一”的秦时天下一统，这个进程不是一个转瞬即至的过程，《先知中国》中的先知们停留在被我们定义为“春秋”的历史圈定中，而他们的所做所为呈现出了另一种思考。先知们的种种预警和提示，都是针对“礼崩乐坏”的，但与“礼崩乐坏”同时进行的是权力开始主宰人间世俗的一切，春秋时代先知们的种种努力奈何不了权力的为所欲为。自秦以降，权力除了是一种诱惑之外，其实也再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对其有牵制和制衡。而这种演变，春秋时代的先知们早已有了预见。只是我们没有读书而已。或者我们自认为那不过是都是些愚人之言而已。而与权力缠斗的“先知们”也经历着权力的淬炼，在中文世界中，先知也逐渐从“巫王”的位置退到巫的位置、卜筮的位置，又从巫的位置退至臣下的位置，再从臣下的位置退至幕僚的位置。这一个不断退而求其次的过程，反而也在先知们的预料之中。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没有哪一个可以自保不损。连先知也不例外。只是他们这个群体可能更坦然一些！
阅读《先知中国》常常会有这样的感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并非其人对于形势的准确预判和提示，而是来自经验与理性混合的分析。对于那些耳听目睹的事情，先知们要做的只是见微知著而已。而结果验证往往需要几年或是数十年的时间。对于先知们最不幸的打击在于，不幸言中。更加不幸的是彼时在场听闻预言的人无一认知到这一点。先知们的孤独是加倍的。
如果我们回到原典中再去体会中文世界中的“先知”传统，凭借古文中简洁的描述和记述，可能在经年皓首穷经中或许能明白一点这些先知们孤独直往的决绝，他们深知礼已崩塌，乐以变味。但与此同时的是，在他们的努力经营中，礼乐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最初的模样供后人们瞻仰和想象。也是在这样的想象中，后人们找到在世界中自处的方式与方法。这群先知们的筚路蓝缕，真是我们的以启山林。
《先知中国》中许倬云先生的序言和余世存先生的自序，正是说给当代人听的！就如在本书的腰封上的那句话：巨变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这个问题，想必是你我时刻的焦虑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