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他的自编年谱中，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事件全程进行了描述。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日两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京城里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结果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几天，想呈上去的时候，都察院却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签字了，这份东西你们拿回去，当柴火烧了吧。
所以这份公车上书，最后没有上达天听。
然而，就算让皇帝看到了这份上书，其实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因为在康有为之前，汤寿潜、郑观应等人，早就发起过迁都的倡议。但慈禧老太后的想法是，我为这个国家辛苦操劳了几十年，60岁的老人了，只想宅在北京的颐和园里，过个简单平静的退休生活，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能满足吗？
能花钱摆平的事情，慈禧才不会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地迁都去关中，和日本打什么持久战。
况且这花的又不是她的钱。
在当时的群僚之中，慈禧一手提拔的张之洞，倒是深得慈心，知道迁都非太后所愿。
所以尽管张之洞是个坚定的主战派——和约签订前他力主与日本再战，和约签订后他又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呼吁大清练兵、变法、建兵工厂、储备人才，随时准备反击日本的侵略——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大清迁都。
“窃惟立国形势，历朝不同。我朝以辽沈为肇基之所，陵寝在焉，若都会偏西，则相距太远，不能控引援应。至京师乃天下根本，人心所系，岂宜轻议迁移。况秦晋贫狭，亦不足以容万乘而供六师。若一一缔造经营，今日物力岂能办此。且方今大势，重在交涉，兵势之强弱全在海防，商务财源之盈绌多在海口。若建都关中，则距海辽远，南北洋皆鞭长莫及，耳目难周，都下士大夫更不考求沿海防务商务等事，海防海军必致敷衍粉饰，从此断无筹巨款、养重兵、造炮台之事，各海口战守之备皆不可恃矣。”
张之洞提出了不能迁都的几条理由。
首先，清朝的龙兴之地在东北，祖宗陵寝所在。当年顺治朝定都北京，就是看中这地方离满人的家乡近，一旦有什么事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其次，秦晋之地太过贫瘠，一下子将皇亲贵胄、文武百官、水师陆军全部搬迁过去，那边的物力承载不起如此庞大的需求。
此外，关中远离海口，若迁都于此，朝廷对沿海防务商务的控制势必削弱，最后将导致大清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进一步下降。
张之洞这几条理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读起来，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张之洞说建都关中“距海辽远，南北洋皆鞭长莫及”，那北京离北洋够近了吧。北洋水师近在天子眼皮底下，经营了那么多年，为何最后还是一败涂地？
所以张之洞说出来这几句话，不知道旁人到底信不信，反正张之洞本人是没信。
张之洞顾左右而言他，却始终回避不了北京离海口太近，战略纵深不足的问题。只要洋人一入天津大沽口，不出几日便能兵临北京城下。但张之洞又不能开口说迁都，所以他改了个方式，转而建议设立“巡幸之所”。
“为今之计，似宜择腹省远水之地如山西、陕西等处，建设行宫。遇有外警，则暂时巡行。道路素治，及边关诸将，可以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彼若舍舟深入至三四百里之远，则四面环击，截其归路，必可大加歼除。彼知我进退自如，控制有策，则要挟恫喝皆无所施。京城从此安于磐石，必如此而后可以不必迁都。”
从目的性来讲，张之洞这条计策和迁都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洋人以攻占京师为要挟，向大清漫天要价。与迁都相比，这种在关中建行宫的方法没有那么劳师动众，成本比较低，实现起来也比较容易。
而且张之洞还像慈禧保证，“且我既备有巡行之地，将来敌人即不注意京城，且可并无巡行之事矣。”听到可以不用迁都，并且很有可能连暂时离开北京都不用，慈禧一定很开心。
不过从五年后八国联军入侵事件来看，京城并没有从此安于磐石。慈禧携光绪沿着张之洞规划的路线“西狩”到西安，也没有人出来四面环击追兵，将八国联军全部歼灭。
可见，当初张之洞这个预备巡幸之所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得十分周全。只是张之洞知道慈禧懒得大费周章去迁都，需要有人帮她出来说话，于是便在这道奏折中八条实质性的强国举措之后，又加了这么半实半虚的一条。
讨老佛爷开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