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电影有两处空间，一个是电影内的影像空间，一个是电影外的观影空间。 影像空间已经有太多人分析了，但观影空间却很少有人提及。处于幽冥黑暗中的影院便是一处观影空间，观众正等待着银幕内影像空间的出现。因为观影和放映是围绕着电影为对象同时展开的活动，两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观影空间也就是放映空间。但在这里，我们统一地将这处独立于影像空间的空间称为“观影空间”，来对因放映活动变化导致的多元观影环境进行分析，其中的重点也放置在了“自放映”兴起后诞生的多元观影空间。
观影空间的分类
观影空间是指独立于影像空间的现实空间，按其公共／私密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公共的影院空间，播放载体是胶片或数字，播放设备是影院特有的放映设备，相互陌异的观众聚集在一起一同于黑暗的影院中观看电影。第二类处于公共与私密之间，是通过投影仪投影形成的半流动的观影空间，播放载体是碟片或资源，播放设备是投影仪加一张白色的幕布。第三类则是最私密的私人空间，播放载体是碟片或资源，播放设备是电视或电脑，是观众一个人面对着屏幕观影，一般在光亮环境中进行。
《灾难艺术家》（2017）
可以发现，第一类观影空间与后两类观影空间有本质的区别。影院空间是公共的商业空间，遵从国家明文规定的放映条文，必须有上面的放映许可才能放映。相对而言，后两者更加自由。尤其是第三类私人空间，具有一种绝对的自由性，观众甚至可以偷偷为自己放映一部禁片（或色情片）而不受到法律制裁，这种举动对第一类空间是不可想象的。第二类观影空间介乎第一类观影空间和第三类观影空间之间，一般在书店或咖啡馆有放映活动的地方进行，是为一些特殊的放映活动临时形成，不具有商业性，属于非赢利的公益活动，一般不需要上面的批准，但因为这种放映仍属于小规模的群体活动，所以只具有部分自由，至少不能放映“问题”很大的电影。
从固定／流动这一组概念，也能见出这三类空间的明显分别。第一类影院空间无疑是固定的，不只在于影院内的座椅是固定不动的，还在于电影是按照安排的排片表来放映。第三类私人空间则最为流动，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观众可以在任何时间于任何地点观看电影。而第二类观影空间之所以是“半流动”的，是这类放映并不像院线那样有固定排期，是按照某种主题或目的不定期举行，另外在现场的安排上也具有流动性，比如一些场地是临时作为放映空间来使用的，先到先坐，并不卖票。
2015年，85后鲜浪潮影像展在北京单向空间展映现场
这三类观影空间是按照公共到私密的程度降级排序的，这也就决定了背后加诸其上的审查力度的不同。第三类私密空间最不受限制，几乎能逃过所有审查，当然也有观看色情电影被逮捕的情况，这说明公民在电脑上的观看其实也在政府的监控之内，但只要这种行为单纯是个人的，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混乱，大概就是被漠然允诺的。比如一旦像第二类放映那样具有了一定的群体性，审查的力度就会加强。第二类放映活动中的观影不再属于个人行为，而是群体性的活动。即便它是非赢利的，仍然需要接受审查。第一类院线的放映就不必再多说了，作为一种全民的活动，审查的力度自然也是最强大的。
艺术电影与“自放映”
电影节的放映有点特殊，但也可以归入第二类半流动的观影空间。一方面，电影节的电影像院线电影那般同样需要接受上面的审批，审查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放映在影院中进行，属于群体活动。但另一方面，电影节的放映又与院线常规的放映相异，它不是完全商业性质的，它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比如对优秀电影的展映，有助于电影艺术多元化的发展；文化性，比如电影节作为文化品牌，能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因此，电影节放映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逾越国家规定的审查内容，保持在一定的自由维度。但它也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政治性过强、过度色情的电影可能会排除出放映。是否是群体活动，仍然是理解审查的一个核心概念。
第20届上海电影节期间排队购票的观众
如今在中国，艺术电影的放映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类了。其原因可想而知，很多独立制作的电影虽然能拿到龙标通过审查，但在资本市场的压力上其实很难有上院线的机会，即便上映也很可能因为排片量极低、票房收入极少而迅速下线，导演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电影被更多的观众看到，往往会寻求其他方式，比如参加电影节或寻求独立放映。另外一方面，则是来自于观众的需求。如果市场不提供观影条件，那么观众可以从自身诉求出发创造放映条件，比如以众筹点映的形式，或者是电影公号自己组织的放映活动。这种伴随“自媒体”而来的放映活动或许可以称为“自放映”，它具有半流动的性质，可以通过放映者、片方、院线三者的沟通自行组织放映活动，只要不触动到国家规定的放映条文就可以。
第二类半流动的“自放映”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和院线排片口味的单一导致的自然结果。如果观众想在电影院看到更加丰富多元的电影，就像在欧美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那样，仅仅依靠这种颇费周折的放映活动，其实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对于像中国这般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苟延残喘”、并极度依托票房市场的电影环境，“自放映”越来越普遍也算在情理之中。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观众才能看到一些根本“看不见的影像”。这是一种对极权管制的自发反抗，是对观看权力的自发诉求。它游动在公共与私密、审查与自由的边界，并形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2016年10月31日，由深圳市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的“举重若轻艺术电影展映第十一季:虚与实”开幕片《清水里的刀子》映后现场
“自放映”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是否说明了中国电影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和开放？恐怕不是。电影环境的真正优化和开放应该是分级制度的设立以及更加丰富多元的电影能够进入院线。但中国显然还没有到这一步。“自放映”的兴起只是说明了随着资本主义消费的发展，国家权力开始不得不让位于自由的市场。一方面仍然是强大的市场经济的管理观念，另一方方面则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两者的角力从而形成了这个怪胎：资本开始在权力的缝隙运作，观众开始自发地谋求自己的权力，于是形成了由机构或个体组织的“自放映”。这里看似有反抗的姿态，却是自然的。而这与“共享经济”之类的消费观念的变革息息相关。
“自放映”的具体形式
“自放映”因为其在公共与私密间的流动性，具有多元的形态。除了我们惯常所见的在书店或咖啡馆放映的活动，比如单向街书店便时常做些放映活动；一些影院会安排艺术电影的放映，比如电影资料馆、当代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等；带有非赢利性质的艺术机构的放映——比如UCCA的艺术影院、朗园的“词语放映”，会根据选题不定期地展开放映活动；近年来才开始有的“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类似院线片的放映模式；众筹放映的“大象点映”，可以由影迷自发组织放映活动；以及随着自媒体兴起后，由各大电影公号组织的放映活动，比如“桃桃林林线下放映”、导筒线下放映”。
2016年9月6日，《路边野餐》中国电影资料馆映后现场
电影资料馆资料馆和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放映比较类似于院线，不再做讨论。艺术机构的放映，向来就有，一直都是“抵抗”院线放映的典范。像UCCA这样的艺术机构，日常事务的重心仍然在展览，并不是专门放映电影的组织。只有当电影放映也属于艺术展览的一部分时，放映才能进入其中。因而，艺术机构的放映更加追求电影的艺术性与先锋性，而不是商业性。策展人通过不同的展览主题选择电影片目，使得放映具有半流动的性质：放映根据展览的进行安排，不再统一接受上面的安排，由策展人直接与导演联系。去年年末才开始进入正式放映的朗园“词语放映”也可以归入艺术机构的放映，放映的片目完全取决于策展人／选片人的眼光。
2018年1.28，北京郎园虞社展映黄惠侦导演作品《日常对话》的现场
“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放映可以看成是第一类观影空间与第二类观影空间的过渡，处于固定与半固定，流动与半流动之间。既有前者的商业性，也有后者的非赢利性，它一方面需要经过相关机构的审查，与院线片一样上院线，只不过放映是安排在多家合作的电影院，另一方面它放映的电影都是一些较难看到、不可能大规模放映的艺术电影，这一点具有第二类空间的性质。“大象点映”是在“众筹”概念兴起之后在电影领域自然产生的一种新的放映模式，放映片子虽然有限，但却可以由影迷自发组织。只要有影迷愿意发起点映活动，召集到足够数量的观众，放映就能展开。
另外，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尤其是微信公号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象征符号，许多电影公号媒体通过自己的文章聚集了大量影迷读者。这种影迷群体的存在，为放映活动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保证。因此，各大公号媒体也开始从线上走到线下，一边开始与影院合作放映院线电影——比如“桃桃林林观影团”，去年年末“毒舌”开展的国产电影巡演；一边也在不断挖掘那些不能进入院线的独立导演佳作，比如“导筒”公号与书店、电影院合作的线下放映。
瓢虫映像和清影放映举办的纪录片《大路朝天》放映交流现场
“自放映”的逻辑
“自放映”的盛行，反映出中国电影市场的独特现象：当在电影院上映的院线电影不再能够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便会有独立的组织和个人自发地组织起独立电影的放映。其中一个根本逻辑在于这类放映越过了国家机构原先作为中介的作用。原本，电影能被观众看到，必须先上院线，而决定一部电影能否上院线的决定权牢牢地掌控在看不见的权力手上。做出排片安排的是广电总局，而不是院线或片方。因此，在这三者之间，有权力与利益间的博弈。片方不能直接联系院线，将自己的作品放在电影院放映；片方也不能直接找导演，私自放映电影。放映的过程看起来虽然只是院线和片方两方协作的结果，但中间无形中有广电总局作为中介。没有它的许可，放映是不能进行的。
是否是因为“共享经济”的兴起，以及观众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难被现状所满足，广电总局的中介功能才被不断置换？并取而代之为一些独立的组织和个人。无论是艺术机构的展映、众筹的点映还是自媒体的放映，都是独立的个人开始取代强大的权力机构开始自己与院线和片方沟通，他们从导演手中获得版权，从院线获得放映空间。当然，也不要忘记即便广电总局的权力因此削弱了，高高在上的还是它，任何放映首先还是需要向它获得放映许可。
BISFF2017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光晕单元”，现场Q&A
这些放映和院线电影的放映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因为它搁置了强大的权力结构，因而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流动性。电影的放映变得更接近于电影节中电影的放映，与电影节一样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仍然处在一定的审查下，但因为它是自发协商的行动，而不是安排的结果，比院线电影的放映肯定是更加自由了。它比电影节的放映也更自由，在于电影节的电影需要在固定的时间段展映，而“自放映”的理想情况是如果条件允许，电影可以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影院放映。
即便都属于”自放映“，其自由程度也有所差别。“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和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放映某种程度上是对院线放映的优化，可以在特定影院放映优秀的艺术电影，但仍然按院线发行的方式进行。艺术机构的展映次之，比如UCCA的放映受制于艺术主题的选择，相对而言，朗园的“词语放映”更加自由，只出于选片人的个人喜好。众筹点映和自媒体放映是其中最自由的，点映的自由在于单独的影迷可以自己选择放映的电影，但电影选择片目极其有限；自媒体组织放映的片目不受限，但仍然需要一个能作出抉择的选片人，不是影迷想看什么就能放到什么。
2016年11月，艺联“绝世风华：中国早期珍宝电影展”上海开幕
结语：因此，最自由的仍然是影迷在电脑上观看下载的资源，这是最不受限制的，当然你也得同时忍受屏幕窄小、画质低劣和视听环境简单等不利情况。最不自由的自然是院线电影，就像喂到口中的食物，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但如果真饿了，还是得“饥不择食”。而在院线电影与网络资源之间，则是一系列从公共到私密、固定到流动、限制到自由排序的观影空间，在此，仅简单地排个序：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电影节放映、艺术机构的展映、书店／咖啡馆的公开放映、众筹点映、自媒体组织的独立放映。
文／把噗，北京大学
《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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