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活下来，我将为世上的全人类工作。”

这是9月的一个平凡无奇的傍晚，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263号这座平凡无奇的四层小楼前。过去的近二十年中，我无数次想象过它的模样。在以美丽建筑闻名的阿姆斯特丹，如果不是因为“安妮之家”的标识，谁也不会对这栋小楼多看一眼。 但这里无疑又是阿姆斯特丹最出名的地点， 无数参观者沿着王子运河排起漫长蜿蜒的队伍，耐心地等待安妮之家博物馆的大门向自己敞开。

安妮和我

十三岁时，安妮·弗兰克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那时的我与开始写日记的她同岁。某天我碰巧在打折书店的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安妮日记》。这本记录犹太人悲惨遭遇的书太出名了，让我这个对犹太人毫不关心的小孩望而却步。我觉得这书它没有什么看头，但还是买了它。动机大概只是为了充实一下自己的书架，却在翻开书的刹那就被深深吸引：“我对谁都不曾做到推心置腹，无所不言，但我希望在这里能对你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获得慰藉与支持的一大源泉。……”

在十来岁的年纪，我把我那本《安妮日记》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翻得它书脊开裂。它总在我的枕头边，一伸手就能拿到的位置。在不同心境中，我追随着安妮成长，发现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安妮何其相似：孤独感，意识到父母的见识和认知不再能引导自己时的迷茫，渴望认同，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一个成熟而完整的女人，渴望以个人之力战胜死亡……

安妮的故事和我原本的臆断完全不同。她的日记被当成整个犹太民族遭受纳粹迫害的铁证，然而，她对自身经历和遭际那生机勃勃、常常带有几分戏谑味道的描述，却具有鲜明的私人性。读者在日记里看到的是熟悉的生活，甚至是熟悉的自己，即便是死亡的威胁、深入骨髓的恐惧，都无法将这真实感异化、抹去。

在个体成长经验和民族共同伤痛间的罅隙里，安妮的日记记录了从未有人记录过（却总是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女孩如何在自然成长被外力强行打断之后继续自我成长，并不断追问自己这些经历背后的意义。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日记会被当作一部严肃的作品对待，也没有一个十三岁的创作者抱着让日记成为一部重要文献的自觉去纪录。1944年3月，流亡中的荷兰教育文化部长发表讲话，呼吁国民创作“简单的作品”记录战时生活，作为重要历史文献留给未来的人们。安妮受此鼓舞，意识到自己的日记可能意义重大，自此以后，她的创作更加严肃，也更加谨慎。她誊写过去的部分（安妮日记的原始版被称为A版，润色版被称为B版，后来她父亲在日记初出版时删掉了大量内容，那个版本被称为删节版，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A版、B版互相补充而成的确定版），给写得不满意的段落润色，为了更公允地描述密室其他成员（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她尽力不在日记里任意褒贬身边的人。

事实上，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安妮的思想明显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迁，在日记里，日常琐碎的记录越来越少，某种体系化的世界观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正在悄然成型，她反思过去，谈论性别权力，谈论宗教，谈论对犹太民族命运的理解，她的思考展现出惊人的深度。那时安妮才十四岁，于令人窒息的孤独和濒临疯狂的时代不可抗拒的牵拉之中，她破茧化蝶一般，独自完成了壮观的蜕变。

对于读者，特别是同样处于成长期的读者来说，旁观这场蜕变是极受震撼的。而最悲伤的，莫过于目睹它的戛然而止。在1944年8月1日的日记后面，有一行小字“安妮的日记在此结束”。安妮和其他密室成员被捕，安妮个人的声音淹没在犹太受难者共同的悲惨遭遇之中。这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十三岁的我面前的死亡。自此，大屠杀和六百万犹太遇难者在“二战期间”的遭遇，再也不可能与我无关。

草蛇灰线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始于1942年7月6日。就在那一天，安妮和父亲奥托·弗兰克、母亲艾蒂斯·弗兰克一起，在身上层层叠叠套了尽可能多的衣服，冒着大雨匆匆离开自己的家。安妮的姐姐玛各·弗兰克已经被父亲的秘书蜜普带走了，不知去往何方。安妮只知道他们一家要在一栋秘密的房子里藏身。

几天后，安妮把这次人生巨变写进她刚得到不久的那本红格子日记本里，笔调显得挺轻松，她承认，这个经历对她来说就像某种奇怪的度假。早先，写日记只是安妮众多的消遣之一，她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太多事物分散她的注意力。虽然荷兰已经被德国纳粹占领了一年多，犹太人的身份让弗兰克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安妮和她姐姐玛各被大人很好地保护起来，就连必须佩戴表明身份的黄星出门这种“羞辱”，也并没有在她们心上投下太多荫翳。她们的主要烦恼是不能自由地坐电车和骑自行车，接待犹太人的冰激凌店铺越来越少，她们必须离开原本的学校去专门的犹太学校上学。

成为被全世界熟知的“写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前，普通女孩安妮拥有大把大把令人艳羡的幸福时光。安妮的父母都出生于德国十分富裕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开始公然迫害犹太人，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举家搬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安妮父母两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不少关系密切的亲人，其中甚至不乏名流显贵。奥托会选择阿姆斯特丹，一方面因为他曾为开拓家族银行的生意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几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族银行在经济萧条和严峻局势的双重挤压下破产了，他又谋了一个去阿姆斯特丹做果胶买卖的营生。

如果安妮跟随父母去了瑞士、英国或者美国，或许就不会成为写日记的安妮，或许她会写日记，不过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生活境况。但命运却以极大的耐心潜伏在安妮的身旁，步步为营地把她引向某种宿命。弗兰克一家在阿姆斯特丹时经济状况虽不比过去，但弗兰克夫妇还是给予两个女儿极大的宠爱。他们一家夏天在比利时度假，冬天去瑞士滑雪；两个孩子的教育都按照她们不同的性格来规划——安妮从小就在最新潮的蒙台梭利学校上学，这极好地保护了她独立的个性；虽然工作繁重，奥托·弗兰克每天还是要拿出很多时间来陪着孩子玩耍。

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荷兰女王流亡海外之前，安妮的生活看似没有一丝荫翳——也许惟一的烦心事就是姐姐玛各，比安妮好脾气、比她漂亮、比她善于学习，获得了父母更多的褒奖，这让安妮有点儿妒忌。德国刚占领荷兰时，日子似乎也还过得下去。弗兰克一家在纳粹统治区之外的亲属不断提醒他们局势堪忧，劝他们先把孩子送到自己这边避避风头。奥托拒绝了，他和艾蒂斯都认为一家人必须在一起。

他们怎么可能预料，正是这个决定让安妮和玛各错失了逃脱纳粹魔爪的最后机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子仍是平静的，而安妮正悄然被生活裹挟着走向她的红格子日记本，去迎接她作为安妮·弗兰克的使命，去迎接她作为普通女孩安妮的毁灭结局。

大隐于市

1942年6月，安妮在生日那天得到了她的红格子日记本，开始在本子上记录她的生活。本来一个十三岁女孩的生活似乎也没有太多可写的，她写的都是学校、朋友和男孩子的琐事，自己也清楚根本不会有人把她的日记当回事。

然而，只过了一个月，一切都不同了。

1942年7月5日，十六岁的玛各收到了去德国服劳役的召集令，这比他们预期的更糟，他们本以为最先收到召集令的会是奥托·弗兰克。两个女孩都害怕得不行，傍晚5点奥托·弗兰克匆匆赶回家，向女儿们宣布：玛各不会离开家人。一段时间以来，弗兰克夫妇已经在往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家具和财物，以防时局有变。当天晚上，奥托·弗兰克公司的职员来到家里帮他们紧急转运衣物和生活必需品（犹太人晚间不许上街）。奥托·弗兰克的公司不大，雇员只有几位：刚刚结婚的办公室秘书蜜普小姐（她的先生詹·吉斯也是弗兰克一家最忠实的守护者），打字员贝普·弗斯库吉尔小姐，公司负责人维克多·库格勒和约翰斯·克莱门。他们都是荷兰人，都愿意对弗兰克一家躲藏的事情守口如瓶，并给予援助。

第二天清晨，弗兰克一家甚至连桌上的早饭都没收拾，便离开了。奥托·弗兰克不忘留下了一些迹象、放出了一些口风，让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国外。事实是，他们连阿姆斯特丹都没有出，就躲避在王子运河263号，奥托·弗兰克公司的办公楼里。

从外面看，谁也料不到这栋一点儿不起眼儿的建筑里别有洞天。少年时代，我无数次地对照示意图想象它的结构，但这太难了。当我亲身到达这里，走进这栋小楼，我才明白住在那座密室里究竟是怎样的感受。

奥托·弗兰克的办公楼由两栋相连的建筑组成，一栋主楼面向风光旖旎的王子运河与热闹的河滨街道，另一栋附属建筑则默默躲在它身后，窝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上去它们彼此独立，实际有几个走廊相互连通。弗兰克先生把公司办公区域基本安排在了临街的建筑里，后面的附属房子多年来一直半空着，存放公司经营的香料。

安妮·弗兰克一家在附属房子的三层安顿下来。从三层到阁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密室”。要想从办公区域进入密室，必须通过一扇窄小的门。贝普小姐的父亲为密室居民做了一个书架挡在通道入口处。如今，我们还能够看见这座可以移动、由铰链固定的书架，上面插满了古旧蒙尘的文件夹。（书架不知是否是经过复原。）

密室非常狭小，三层仅有两个小得惊人的窄房间。弗兰克夫妇住一间，安妮和玛各住另一间。安妮一家来到后，第一件事是用碎布缝了大窗帘，并且死死地钉在了墙上。窗帘挡住了来自窗外的好奇视线，但这还不够，他们每晚还会用一些板子再把窗户挡死，以防屋里的光线透出窗外。几天以后，奥托·弗兰克的生意伙伴凡·佩尔斯先生也依照之前的约定，带着妻子和儿子（安妮在日记里称他们为“凡·丹一家”）躲进了这栋密室。一段时间后，犹太牙医弗里茨·普费弗（安妮在日记里给他起了个化名：阿尔夫列德·杜瑟尔）也来了，他是最后一位入住密室的成员。

让我们来看一看密室的结构：

在上面这张立体图中，右侧建筑的三层到阁楼就是“密室”了。三层是弗兰克一家的居住区：面朝我们的这间房间是安妮和玛各的卧室，后来变成了安妮和普费弗共用的房间；另一间是安妮父母的房间，普费弗先生来了之后，玛各便搬到了这里。四层是凡·佩尔斯一家的居住区和密室成员的起居室：大房间晚上是凡·佩尔斯夫妇的卧室，白天是全体密室成员的起居室；凡·佩尔斯家的独子彼得只能住在狭小的楼梯间，床紧挨着通往阁楼的梯子。阁楼在整个建筑的最顶上，也是安妮日记后半部分经常出现的地点——那里孕育了一段浪漫故事。

在狭小的空间里，密室成员总是难免相互打扰，龃龉不断。更糟的是由幽闭之中生出的虚无和绝望。为了避免密室氛围恶化，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规定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起居时刻表安排生活。大家每天7点半起床，八点半前洗漱完毕，收好房间，以免噪音被来上班的库房工人听到。办公室的职员会在上班前探望他们，带来各种消息，之后年轻人学习，大人读书，做家务，尽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十二点半，工人午休，密室成员放心地使用抽水马桶，迎接办公室职员的午间访问。下午苦熬到五点半，便迎来了晚上的自由时光。他们听收音机，洗澡、运动，处理一些简单的公司事务。十点，所有人准时睡觉。

安妮在日记里不厌其详地记录了密室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描述总是欢快、戏谑的。这使得我们很少会通过她的记录，想象密室生活的压抑和沉闷。所有参观者穿过打开的书架，进入密室的那一刻，气氛陡然变得沉重。在寂静之中，密室的真实展示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

安妮一家被捕之后，密室也经历了所谓的“普尔斯”(这是荷兰人发明的动词，指亚伯拉罕·普尔斯公司的搬运车闯进被驱逐的犹太人家，抄走所有物什)。家具、财物都被洗劫一空。奥托·弗兰克不想将密室复原，而是在博物馆建成的近六十年里，一直让它保持着这种残酷的空旷。密室的窗户却都被钉死了，外面的世界与这里全然无关。逼仄的空间令人窒息，没有谁敢大声说话（甚至没有人敢说话），我试着想象自己在这里连续生活二十五个月，立刻陷入幽暗的惶恐。

说起来仿佛是某种冥冥中的天意，有两样东西逃过了抄家劫难。其一是安妮的日记和文稿。在八位密室成员被带走后，蜜普溜进密室，就见它们散落在地上。她深知它们对于安妮的意义，于是把它们从密室带了出来，藏在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这些被安妮用热情文字填满的纸页就静静待在那里，在安妮一家历尽折磨、被如牲畜般驱赶于各个集中营之间的时候，它们静静地躺在抽屉里。1945年6月，它们等到了奥托·弗兰克的归来。其他密室成员均死于集中营。

另一样逃过毁灭命运的是弗兰克一家的照片，弗兰克家对家庭照片十分珍惜，把它们全都带进了密室。奥托·弗兰克在谈起照片幸存的奇迹时说：“这些照片能保存下来纯属以外。那些纳粹屠夫在搬空密室的时候，漏下了一个箱子。所以我仍旧能够拥有它们。”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大量弗兰克家的家庭照片：生日聚会的照片、孩子们在街头或海边玩耍的照片、一家人旅行时的照片，甚至还有一段安妮在一场婚礼上的录像（可以在博物馆网站上看到这段录像：鬈发的安妮像欢快的小狗那样从高高的窗口探出身子，把脑袋扭来扭去……）。弗兰克一家移居阿姆斯特丹后还经常聘请专业摄影师拍照。1942年5月，就在躲进密室前两个月，弗兰克夫妇带玛各和安妮拍摄了一系列护照照片，这似乎是安妮和玛格留下的最后影像。至今，照片仍向我们诉述着安妮日记之外的故事，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

除了文献和照片，幸运地得以保存至今的还有二十五个月密室生活的痕迹。安妮在蒙台梭利学校的画，安妮和玛各用过的课本，战后蜜普无意中在大衣兜里找到的购物清单，零零散散地保存在那里。当年密室里的墙纸也被保存了下来，直至今天，我们仍旧能看到它们。在安妮父母的房间，墙纸上留下了安妮和玛格测量身高的痕迹。在缺乏生存空间和食物的环境中，两个女孩还是飞快地成长。在密室生活的最初三个月，安妮的体重增加了十九磅，个子也长高了一大块儿。我们还能在墙纸上看到奥托·弗兰克绘制的诺曼底登陆图——D日前夕，已经在密室躲藏近两年的密室成员都陷入了绝望，诺曼底登陆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安妮甚至认为她和姐姐可以在1944年的八九月间重返学校。

密室生活特别让安妮难以忍受的一点，就是让她和牙医弗里茨·普费弗共住一室。安妮几乎已经是个少女了，却要和一位男士共有私密的空间。这让她非常苦恼。况且在她看来，这位老先生还是个专爱给小孩子挑刺儿的老古板。

在成为安妮眼里的密室讨厌鬼之前， 普费弗先生也有自己充满浪漫色彩的生活。 1938年，他带着比自己年轻19岁的情人夏洛特·凯莉特从安妮的故乡法兰克福逃到了阿姆斯特丹。普费弗和凯莉特虽未结婚，感情一直不错。凯莉特不是犹太人，当普费弗被迫躲藏起来时，她只能伤感地与他告别，期盼战后再续前缘。在密室，普费弗和凯莉特书信不断，蜜普甘愿冒险担任二人的信使。安妮对普费弗这种妄顾他人生死的自私举动和他藏起情人捎来的食物独自享用的行径特别嗤之以鼻。

在网站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到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安妮的床和普费弗的床几乎都要挨在一起了，根本没有任何私密可言，除了床，房里唯一的家具是一架书桌，安妮曾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他俩为了争夺书桌使用权爆发的激烈战争（以奥托·弗兰克介入，安妮取得阶段性胜利告终）。这个房间最初是弗兰克家女孩的专有卧室，也留下很多她们的痕迹：壁纸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个用铅笔画的女孩漫画肖像，正好在安妮床边，一抬手就能够到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出自她的手笔；墙上都被贴了不少照片和画片:其中最多的是明星照片和旅行明信片，也有王室成员的照片，还夹杂着一些多年来搞不清是谁的女孩图片。

神奇的是，这些神秘照片原型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都揭晓了，揭晓方式特别出人意料——多年来，有四位女士先后在参观安妮卧室的时候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照片正贴在安妮的墙纸上，和安妮收集的明星照肩并着肩。四位女士的身份、生活经历截然不同，不过，据她们回忆，她们的照片都由于某种因缘被刊登在了杂志上。安妮大概是无意中看到了这些照片，因为喜欢就保存了下来。虽然身份之谜的揭晓发生在在密室人去楼空几十年后，但对当事人来说还是意义重大，毕竟，她们都称得上是曾和安妮朝夕相处。

离开安妮的房间，攀上窄小陡峭的小楼梯，密室四层属于凡·佩尔斯家。凡·佩尔斯先生是奥托·弗兰克到达荷兰后找到的合伙人，他丰富的香料知识正是奥托·弗兰克拓展公司业务所急需的，他灌香肠的技术也给密室生活带来了福利。在安妮的日记里，凡·佩尔斯夫妇不是太正面的角色，安妮认为他们自私、小气、聒噪、多管闲事，有一个时期两家的关系相当紧张。所有密室人员被捕并关进集中营后，这两家人仍有很长一个时期待在一起。安妮与玛各被迫和母亲分开了，而作为安妮永恒吐槽对象的凡·佩尔斯夫人却没有和她们分开；佩尔斯家的男孩彼得在集中营全心全意地照顾和保护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不幸的是，凡·佩尔斯家的三个人都没有活下来，他们的家庭照片也大都逸失。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凡·佩尔斯夫妇模糊的合影照和彼得的一张单人照片。

凡·佩尔斯夫妇的房间是整个密室里最大的，不过这个房间实际上并不属于他们，在白天，他们的床铺物什都要收起来，这个房间被密室成员用作起居室。彼得的房间就在他父母的隔壁，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房间，只是楼梯过道，一个小伙子待在这里，除了上床睡觉，估计连转个身都费劲。彼得的房间有一面墙上也贴了他喜欢的画片，他的床铺当年就是紧挨着这里摆放的。彼得还带来了他的自行车，它在这里毫无用处，在博物馆的还原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凄凉地被挂在墙上。

在彼得“房间”的中间位置，是通往阁楼的梯子。那上面堆放着杂物，无人居住，却是安妮和彼得互相倾诉心声的地方。安妮曾经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朋友，也叫彼得。安妮不止一次地在日记里提到自己对他青睐有加。1944年年初，那个彼得清晰地出现在安妮的梦境里。他在安妮的精神世界里引发了地动山摇的变化，安妮的女性意识骤然觉醒，她似乎在朝夕之间就完成了急速的成长。她的思考，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成熟而深邃，就像她在日记里说的，“另一个安妮”似乎在她的身体里占据了上峰。

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似乎是上一个事件的连锁反应），是密室的彼得忽然和安妮相互接近，无话不谈，彼此生出甜蜜的情愫。 安妮和彼得经常从家人身边溜走，到阁楼去谈天，那里是密室唯一让她感觉自由的地方。他们谈自己、父母、对性和身体的好奇与困惑，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念头。这段密室的浪漫插曲给了安妮很大的慰藉，安妮的父亲看在眼里，也表现出默许的态度。彼得的介入给安妮带来了她原来世界之外的视角（看起来这也是闭塞生活中她自我修正的唯一机会），来自另一个家庭、另一个性别、另一种经历的新视角。借此，早慧的安妮矫正了她看待自我与世界的目光（“他把我从里到外翻了过来。”安妮是这样形容的），以更公正、更宽容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密室成员。

这两件里程碑事件被安妮称为“两个彼得合为一体”，经历了它们的安妮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深邃。或安妮似乎跨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她满怀惊讶也满怀深情地重新打量自己身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人们，她的眼光和文字都变得非常澄明。她也明确了自己的前途和方向，她要活下去，成为著名的记者和作家，为人类做出某种贡献。在当时看来，她所向往的未来几乎是唾手可得。

只要她活下去。

死于黎明

密室生活的二十五个月，让安妮有了飞跃式的成长，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所有密室成员的心境。伴随着大轰炸、经济捉襟见肘、贼人夜闯空门，他们日益沉浸在惊惧焦虑之中，但想到自己的安全和温饱无忧，又心生强烈的愧疚。每个人都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却不能也无法与身边的人分担。蜜普回忆，有一次安妮的母亲艾蒂斯近乎崩溃了，她把蜜普堵在背光的过道里，对她诉述自己的忧虑和恐惧，却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安妮在日记里对这种情绪有过精准的描述：“在我心目中，我们八个好像是一块蓝天，四面八方被逐渐逼近的乌云包围着。我们站着的这块远远地方还是安全的，但乌云正在围过来，我们和那一直逼过来的危险之间的圆圈愈收愈紧。我们周围都是黑暗和危险，我们急着寻找逃出去的路，结果彼此你挤我撞。我们张望下面的混战，看看这上面的平静和美。可是同时，我们被大片乌云隔绝了，不能上，也不能下。大片乌云像一堵穿不透的墙般挡在我们面前，想压碎我们，只是还压不过来。……”

在极为压抑的氛围中，时间来到了1944年8月4日（安妮在D日后曾预测自己会在8月重返学校），所有的恐惧和担忧都变为现实。早晨十点，接到告密的纳粹军官冲破办公楼的大门，直奔密室，逮捕了密室所有成员。

除了玛格泪流满面，其他人都平静麻木地接受了现实。他们很快被运到威斯波克难民营，这里是纳粹设在荷兰的犹太人中转站。威斯波克似乎不太坏，弗兰克一家虽然被分在了男牢房和女牢房，但每天都有机会待在一起。艾蒂斯、安妮和玛各做着肮脏的拆卸电池的苦役，努力想要留在这里。但是，四周后，他们被塞进了连窗户都没有的闷罐火车，被当作牲畜，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安妮的生命里最不缺少的就是转折、巧合和戏剧性。她总是平静、豁达地接纳它们，相信她的信仰和勇气会护卫自己和家人。这种美丽的信念却没能救她于危难。她永远也不会得知，他们所乘坐的这班火车，是荷兰最后一趟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她和家人，将成为时代之恶掳走的最后一批牺牲者。

开往奥斯维辛这座人间地狱的火车本身也是一座移动的地狱。火车行驶了三天，车厢里没有窗，没有光，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厕所，甚至没有空气。安妮和家人活着到达了奥斯维辛，不知是幸或不幸，他们通过了集中营的第一轮筛选，没有被直接送入毒气室。此后，安妮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们一家的遭遇就和所有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的犹太同胞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污秽的创伤……安妮和玛各得了疥疮，被送到了疥疮区，自此和她们的母亲埃迪斯永别了。艾蒂斯为了活着而拼尽全力，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前夕。

就在俄国军队距离奥斯维辛仅有60公里的时候，安妮和玛各被当作尚有劳动能力的苦力，转运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不像奥斯维辛那样尽人皆知，但安妮姐妹在那里受的苦难和虐待比奥斯维辛更甚。我不愿讲述两个女孩受的那些磨难，我只想讲一个发生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小插曲。

在这个集中营里有两类犹太人，一类是像安妮姐妹这样普通的犹太囚徒，另一种是在巴勒斯坦有亲眷的犹太人。荷兰被占领伊始，他们被登记在了一个特别的名册上，得到了格外的优待，德国军队想在未来利用他们交换战俘。在这批相对幸运的人里，有安妮最好的朋友汉尼莉。

安妮曾很多次在日记抒写她对汉尼莉的想念和愧疚。安妮来到荷兰不久，就和汉尼莉成了好朋友，两人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汉尼莉的父亲汉斯·戈斯拉和弗兰克家关系密切，他曾是德国炙手可热的高层官员，随着纳粹的崛起，犹太人身份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离开德国，去了伦敦，不久后来到荷兰，创办了一家为犹太人提供移民服务的咨询机构。他自己也一直打算去巴勒斯坦定居。因为“知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身份，他和家人上了纳粹的特别名单，自1944年起，他们就被“请进”了卑尔根—贝尔森。在这儿，普通犹太人和受到特别优待的犹太人被铁丝网隔开，铁丝网上严严实实地塞满稻草，身处两边的人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安妮没有食物、没有衣物，在卑尔根—贝尔森慢慢等死之时，汉尼莉听别人说起在铁丝网另一边碰见过她最好的朋友。她去别人见过安妮的地方碰运气，托人打听，真的盼来了安妮。在安妮之家博物馆里，循环播放着汉尼莉讲述这段往事的影像。

影像里的汉尼莉，不再是安妮描述中的那个柔弱少女。她历尽风霜，变成了一个相貌不起眼、却精干而坚定的老太太。她穿着大衣，步行在旷野，追溯着那段往事：隔着围墙，这对好朋友谁也看不到谁，安妮哭着告诉汉尼莉自己的父母大概都死了，她失去了希望。她请汉尼莉给她些食物和衣服。在后面的“会面”里，汉尼莉尽最大的努力给她包了一个小包裹，扔过铁丝网。包裹被一个路过的女人抢走了。汉尼莉又想方设法包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到了安妮的手里——包裹里面，只有一只手套和一块饼干。这是汉尼莉能找到的全部东西。

汉尼莉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非常平静。时光已经冲洗掉了这段记忆中的汹涌悲伤。汉尼莉的父母后来都死在了集中营。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她和她的小妹妹活着等到了集中营的解放。战后，噩梦般的遭遇让汉尼莉下定决心学习儿童护理专业，为世界上那些无辜的孩子做些什么。她成为了一位护士，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在她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太多集中营的印记了，她像这世界上所有普通人那样，平静地生活着，安详地度过自己选择的人生，尽量向世界贡献一些善意。看着她，让人没法不这么想：要是安妮活下来，现在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安妮曾经在1944年4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如果上帝让我活着……我不会无所作为，我将在世上为全人类服务。”在密室写作的经历让安妮认清了自己的宿命：“长期以来，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然后成为一名闻名遐迩的作家。”她的日记证明她有能力和天赋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她的成长不被硬生生地折断，她所能够取得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她的死亡却让原本近在眼前的一切成为泡影。在安妮之家博物馆的放映厅，有一部影片一直在播放，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安妮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结尾时，演员 Emma Thompson出现了，她凝视着镜头，说道：“All her would-haves are our opportunities .”她说得不错。因安妮之死而终结的一切，永远在向全人类诉说：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又可以拥有什么。

那次成功的包裹投递之后，安妮和汉尼莉再无缘相见。在病痛、饥饿、寒冷和绝望里，安妮和玛各耗完了她们生命里最后的光辉。起先离去的是玛各，然后是安妮。这个欢乐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死后仍能以某种方式活着的女孩，在何时、何种境况之中死去，我们永远无从知晓。研究者只能大致推断，玛各和安妮先后死于1945年2月到3月间。

要是安妮知道，自己最多再支撑五六个星期，就能亲眼看见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了，她会活下来吗？要是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一个多月前获得了解放，她的父亲已经获救，正在回家的路上，她会活下来吗？要是她知道，她当真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作家和最了不起的历史记录者，她会活下来吗？

1945年4月12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而安妮的生命之光，永远熄灭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后来的事

奥托·弗兰克在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和家人团聚了。他辗转了近半年才返回阿姆斯特丹。在路上，他已经听到了第一个噩耗，妻子艾蒂斯已死。他继续想方设法寻找自己的两个女儿，他抱有强烈的希望，打听到的却是女儿们已死的消息。

得到噩耗的当天，他从蜜普那里拿回了安妮的日记。在战后的大萧条中，他曾经一度挤在蜜普和詹的小家里，想着如何才能让世人读到自己的女儿的日记，实现她的夙愿。1947年6月25日，《安妮日记》出版。那一天，奥托·弗兰克只在笔记簿上写了一个字，“Book”。

《安妮日记》从无人问津到轰动世界，只花费了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安妮的密室却危在旦夕。王子运河263号虽然一直是奥托公司的办公地址（战后，公司继续在这里办公），但产权却不在公司名下。奥托请求房主如果打算卖出产权，首先考虑自己。1953年，公司以22000荷兰盾买下这栋房产。

1950年代， Berghaus纺织厂开始收购王子运河这一带的土地，打算把老建筑推到，重建新厂。Berghaus纺织厂已经买下了与王子运河263号一墙之隔的265号。奥托·弗兰克的公司一直到1970都处于资金短缺的窘境中，此时自然没有钱维护这栋建筑。眼见265号如果被拆除，263号肯定也保全不了，奥托·弗兰克只能以30000荷兰盾的价格将263号这座充满记忆的小楼卖给了Berghaus纺织厂，将公司迁往别处。

王子运河263号厄运临头。但是，在1957年情况突然发生逆转。《安妮日记》已经出版了十年，被改编成了电影、戏剧，为世人所熟知。奥托·弗兰克的一些朋友，和许多阿姆斯特丹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基金会的首要目标是保存263号，并把这里作为历史遗迹向公众开放。同年，Berghaus纺织厂放弃了在王子运河边建设新厂的计划，263号要被转手卖出，有开发商打算在这里建一栋八层公寓。一场35000荷兰盾的产权争夺战打响了。1958年阿姆斯特丹市长介入此事，并亲自向大众募集购买263号产权的资金，市政局和阿姆斯特丹大学也积极加入了这场“保楼运动”，并提供了资金支持。王子运河263号转危为安。

1960年5月3日，王子运河263号正式对外开放，它成为了安妮之家博物馆。看上去每个房间都空空荡荡，实际上就连墙纸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和保护。这里曾是禁锢安妮25个月的密室，现在参观者却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或许来到这里的每个人像我一样，渴望找寻安妮生命和灵魂的一些碎片，渴望亲眼看一看那本已经成为某种象征的红格子日记本。

我却没有在这里看到那个日记本，也没有看见安妮誊写过的手稿。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放着日记本和手稿的复制品，标签上写着：“为了防止真品遭受破坏，这里放置的是复制品，敬请谅解。”不过对我来说，这已经算不上是遗憾了。安妮的生命只有短暂的15年，而她作为“写日记的安妮”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只有26个月。红格子日记本里哪里放得下安妮的全部生活——她在法兰克福和阿亨度过的童年；一家人在瑞士滑雪的惬意假日；阿姆斯特丹无忧无虑的悠游时光；蒙台梭利学校自由自在的快活日子……经过精心誊写的手稿似乎也难以承载那样黑暗的真实结尾——密室成员中有七位悲惨死去，他们死于伤寒、饥饿、绝望、毒气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毫无尊严可言。

距离我第一次翻开《安妮日记》已经过去了十八年，我终于亲自站在了安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我呼吸着它气味独特的空气，看着安妮看过的西教堂和王子运河，真真切切地感觉着安妮生命里每一刻的真实。就连那些不曾被她记录于日记的时刻，也真实得不容辩驳。安妮不是一个象征善良和人性必将战胜黑暗的抽象符号，她是一个被真真正正毁掉的人。和我们一样，和其他六百万犹太遇难者一样，安妮的生和死，都是私人的，独一无二的。

安妮的生命里有太多的巧合：她没有去巴黎、伦敦或者巴塞尔（奥托·弗兰克后来再次结婚，并在巴塞尔定居），偏偏来到了即将被战云笼罩的荷兰；她碰巧在躲进密室前开始写日记；她幸运地拥有极高的文字天赋和善于自省的心灵；她无意中得知荷兰政府在征集战时文献，于是开始了自觉的写作……所有的这些，成就了《安妮日记》，却没能挽救那个对生活怀有深深渴望的普通女孩安妮。

幸运的是，安妮在她的日记里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灵魂，每当我们每翻看这部日记，我们就都变成了安妮，以纯粹来自私人日常生活的感受，切身体验全人类最黑暗悲怆的集体记忆。这让我们不可能再把六百万犹太大屠杀遇难者看作“他者”。加缪曾在《鼠疫》里写过：“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永远存在的不只是病毒，每一场席卷世界的人祸都会留下不死不灭的恶的种子，藏在我们琐碎生活的温床中。没有一种恶是能够成为过去的。每一次屠杀、每一场战争、每一个人道主义的劫难，都是在制造全世界共同承担的创伤。受难者就是我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

常听人说安妮代表着600万大屠杀的受害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安妮的生与死纯属她个人的命运，只不过这种命运重复了600万次而已。安妮不能、也不该代表被纳粹分子夺去生命的许多人。每个受害者都有各自的理想和世界观；每个受害者都在世界上、在亲戚朋友心中占据只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位置。……

我无法拯救安妮的生命，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莫大遗憾。但是我帮助她多活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她写了日记，呼吁理解和宽容，给全世界人们带来了希望。这印证了我的信念：有为胜于无为。有所作为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无所作为却只能一事无成。……

——蜜普·吉斯

附录：

如果你近期有计划前往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博物馆参观，请记得登陆网站http://www.annefrank.org/en/Museum/，提前预约门票（门票非常紧俏）。博物馆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只接待预约访客。如果不方便预约门票，也可在下午三点后前往博物馆，排队购票。博物馆每晚10点关门。

关于安妮的故事，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annefrank.org/。网站上有免费课程下载，还制作了安妮生平的时间轴，时间轴收录了大量弗兰克家的私人照片和文件，甚至还有安妮留存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影像（http://www.annefrank.org/en/Subsites/Timeline/#）。

在线参观3D密室请登录：http://www.annefrank.org/en/Subsites/Home/Enter-the-3D-house/#/map/

安妮之家博物馆不允许拍照。很多展出之物都可以在http://www.annefrank.org/网站上找到清晰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