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查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从公元前369年当国君，现在孟子来到魏国的时候是公元前320年，也就是说他见到孟子之时，为君已近五十载。但是回顾自己长达半世纪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江河日下，血泪交流。虽然不至于亡了国，但魏国在他手里就像被糟蹋的香草美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综合国力从第一的超级诸侯沦为二流诸侯。这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梁惠王身上。
按说，魏惠王对此肯定也有所感受，理应痛定思痛，长歌当哭，但他的反思能力终归有限，更多的时候自己想不太明白。为什么想不明白呢？他觉得自己对于治国治民，已经尽心尽力了，可偏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何自己的努力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所以，见了孟子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疑和怨说出来，以期求教于孟子。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尽心一词在《孟子》书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孟七篇的最后一篇名字就叫《尽心》。什么叫尽心呢？为了要实现某种合乎道的志向和目标，穷尽我之所有，必要的时候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东西丝毫都不保留，有多少力量就发挥多少力量，类似于屈原的“吾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明显，在孟子看来尽心是一个近乎极限的标准，现在就这样轻飘飘地从梁惠王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有些讽刺的味道。他所谓的“尽心”止于何处呢？按他所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河内之地因年岁收成不好，发生了饥荒，他就把河内的百姓移到河东，同时输粮救灾；河东发生了饥荒，也采用类似的办法，总之不外于赈粮救灾，如此而已。
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视名位的思想，名与位，权利和义务要统一。孔子本人就说了许多有关名位的话。比如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又说“在其位，谋其政。”总而言之，在儒家眼中，你倘若拥有一定的名位，就意味着你享受一定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对应的责任和义务。
既然在儒家的理想设计图中，社会是分层次的等级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落到现实层面便是君有君道，卿大夫有卿大夫之道，士有士道，庶民也有庶民之道，全都有一定的规矩，这就是礼治。作为一国之君，魏惠王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呢？让百姓衣食无虞，安居乐业，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但现在，魏惠王在凶年饥岁的时候，仅仅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最低标准，竟然还腆颜说自己“尽心焉”，语气之中似乎还多有不解和埋怨，觉得自己受到了上天不公平的对待。他说“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考察邻国国君的治国，没有一个比我好的，可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如之奈何？
魏惠王的话，现在我们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寒而栗。因为你从魏惠王的话中可以看出，战国的百姓生活其实很苦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说不定今天还好好的活着，明天就莫名其妙的死了。魏惠王的政治搞得已经很差了，可是其他的诸侯等而下之，竟然还比不上魏惠王，那会悲惨到什么地步呢？
我始终觉得，古代百姓的这种生存之苦在民间社会打下了许多印迹，比如后来佛教的大盛。其实最初很多思想和宗教都曾传入过中国，但为什么只有佛教在民间兴起，因为百姓生活实在太苦了啊。佛家的轮回、报应之说，至少给现实的苦难和黑暗一个光明的希望和期待。生活本来就很苦，如果连一点希望都不给，那日子该怎么过？很多排佛的人，都说佛教是思想麻醉剂。也许的确像是麻醉剂，但你要知道，这个麻醉剂不能和毒品混为一谈。这个麻醉剂它是救命的麻醉剂，因为现实中的百姓正在油锅中，疼得呲牙裂嘴，汗如雨下，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麻醉剂，真会把人生生疼死。
佛教东传是汉朝之后的事情，先秦的百姓连精神上的安慰剂也没有，所以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百姓真是很苦。魏惠王尽管希望民多，可这种希望的背后指向何处呢？指向利益。民多了，军队就多，赋税就多，国力就强，所以他希望民多并不是爱民，而是把人民当成某种工具。然而儒家不一样，他们有仁爱之心、恻隐之心，他们把百姓当人，而不是工具。孔子马厩失火，不问马而问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由小及大，到了孟子便发出了“保民而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的呼声。
至于孟子当时听了梁惠王的“尽心之谈”有什么感受，我们自然无法知道了。也许是一阵悲哀的冷笑，也许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但他没有用刻薄的话直接批评梁惠王，而是举了一个例子。直接批评君主，孟子是没有资格的，因为他既不是帝师，也不是臣下，他只是一个无职无位的游士。说起来孟子连谏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当君主有疑问主动召见咨询，他才可以“委婉”地批评。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以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如今可谓众人皆知。说是两军战争，“兵刃既接”，马上就要交火了，但是出现了临阵脱逃的士兵。士兵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呢？保家卫国啊，奋勇杀敌啊。俗话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就是这一时之用，他们竟毫无羞耻地临阵脱逃了。
本来，临阵脱逃已经够无耻了，更无耻的是，那些逃跑五十步的士兵反而笑话那些逃跑一百步的士兵不要脸，是贪生怕死的孬种。这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说贾宝玉是“丈八的灯台，照得见别人，照不见自个儿。”这些五十步逃兵只看到别人不要脸，看不到自己不要脸。所以孟子就问：“这样的嘲笑有没有道理呢？”
魏惠王无能不假，但他不是白痴。他说：“当然没道理，毕竟同样都是逃兵，只是一个逃得远一点，一个近一点罢了。”孟子听了魏惠王的回答说，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你刚才还觉得自己治国尽心尽力，自忖邻国之政再没有赶得上你的。现在看一看，和那些邻国君主相比，你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个故事很生动，也很容易理解。我们不多讲，在此想要说的是，孟子的教育方法。自司马迁以来，我们都把孟子归到曾子、子思一派，《孟子》中也多次提到曾子、子思，但实际上，对孟子影响最大的人还是孔子。孔子教育别人，有个原则，叫做有教无类，有个方法，叫做因材施教，有个技巧，叫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所谓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我们都很明白，至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说当学生有了疑问的时候，老师并不是立刻告诉他们答案，什么应该这样啦应该那样啦，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嘛，所以要先让他们自己深入思考。如果自己想明白了，那当然最好。如果千思百虑，已经到了对自己很生气，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想说却就是说不出来的纠结状态，这时候再去启发他才有效果。所以，古代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不一样，以前是启发式教学，注重临门一脚的点拨，在点拨之前，学生们已经下了一番苦功夫。
孔子的这种教育方法，孟子是继承了的。“王好战，请以战喻”，魏惠王是魏国的君主，说他好战可能有些冤枉，但他非常熟悉战争这一点无可否认。所以孟子以战为喻，这是典型的因材施教。否则，倘不以战喻，而是以艺术喻，以文学喻，那就是对牛弹琴，不合魏惠王这个材料。如果孟子举一魏惠王尚且不知，如何让他反三呢？
梁惠王平时估计也经常回顾平生往事，因为现在他是80岁的老头子。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说，老头子们是不大喜欢看未来的，因为未来离死不远了啊，所以往往喜欢回忆，喜欢想当年。魏惠王估计也常常“想当年”，因为想当年才想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尽心治国如寡人者，国家却到了这个地步？也许算不上“愤”，但至少有了“怨”。所以孟子就用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启发他，问题出在他对君主责任和“尽心”二字的认识偏差上。你所做的别说是尽心于国了，实际上根本没有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