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 为什么编《中国史新论》？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1]今年6月间，我得到获奖通知时，异常的惊讶，也异常的高兴。因为这一套书的编纂过程与我的生命历程有些重叠，其中又有若干的骄傲与感伤。在这里我不准备对个人的情绪做太多描述，而是想针对三个相关的议题略抒意见。第一，编辑《中国史新论》这套书的动机，尤其是史学界的新动向与这套书有何关联；第二，电子数据库为获取史料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它如何影响史学家的工作；第三，“书文化”的危机，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一 《中国史新论》的编纂过程2003年，我被任命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所，在它的历史上出过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凌纯声、徐中舒等许多了不起的学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以出版大量高水平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