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元帅从加入革命队伍起，不管做基层工作还是后来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罗荣桓都坚持联系群众，也很乐意低头做事。上任总干部部部长后，罗荣桓在一次大会上告诫干部：“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为此，有同志专门写了一首诗赞扬他：“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季孙氏，叫季肥。康是谥号。这句话的意思是：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使唤民众，还能让他们对上恭敬，尽忠竭力，还相互勉励，加倍努力。孔子说你治国理政能庄重有仪，不怠慢，民众自然对上恭敬；你能做到孝敬尊长，慈爱幼小，民众自然尽忠竭力；你能举用有德有才之人，帮扶德行能力不足的人，民众自然相互帮助，互相勉励。
季肥是鲁国的权臣，正是他与叔孙、孟孙三家专权，国事日非。他问孔子怎样使唤老百姓，这个动机本身就有问题，自己作为臣子，架空国君，眼里没有规矩和礼法，还要问怎么样让下面的民众如何才会敬、忠？可以想见，夫子听到这个问题时内心一定“万马奔腾”。但孔子的回答并没有批评他不对，却要求季康子自己如何去做。这既符合夫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理念，也是对季康子毫不客气的回击。结合前面一节，夫子建议鲁哀公在用人上做文章，这一节要权臣在自身修为上下功夫，放到鲁国当时三家乱政的大背景下去体察，夫子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
回到这句话本身，孔子提出了如何为官的大命题。归结起来就是，求政治清明，须从提升官德、政德做起，从领导阶层以身作则开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法治不健全的政治生态下，人治是主体，领导阶层的文化道德风尚，对于民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法治健全，为官弱化为普通职业，从政者的私德对政府的威望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宣扬大力提升从政者个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修为也不为过时，良法与善治相结合，才会相得益彰。
为官从政是个技术活。孟子讲：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二、德三。就是说，为人尊崇一是来源于爵，即地位和权力；二是来源于齿，即年龄和资历；三是来源于德，即品德和人格。以此相应，领导可分为权力型领导、权威型领导和魅力型领导。领导力首先来自于职务，有职才有权。但有时候领导者自身素质不高，品行一般，因为种种不可名状的原因而身登高位，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民众和下属出于对权力的敬畏和自身利益的关切，不得不为领导者效力，内心充满怨恨和不满。这种只凭借权力的领导，只能是低层次的领导，充其量是个权力型领导。
有权力不一定有权威。权威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是民众和下属对领导者能力、品行、业绩的一种认可。有权威的领导，可以放大权力的效能，由他来执行政策法规、推动部署工作，往往效果事半功倍。这种领导一般会被贴上“能干”“有魄力”“实干家”等标签，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往往能力挽狂澜，既有骄人的业绩，也可能饱受争议。但如果过分依赖和显示权威，领导者自己不加以克制，可能导致民主被破坏，走向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
不论权力型领导还是权威型领导，都只具有硬性领导力，而只有魅力型领导才具有“软实力”。西方把这种“软实力”叫做“影响力”，在法治健全、民主监督的社会中，对这样的“软实力”则更为看重，反而权力型和权威型领导在法治和监督面前，不仅无用武之地，甚至会适得其反、身陷囹圄。麦克斯韦尔说“领导的本质就是影响力”，“衡量领导力的真正尺度是影响力”，“如果有个人声称自己有领导力，不要轻信他的言辞，不要看他的资格证书，也不要看他的头衔，只要看他的影响力”。只有具有这种“软实力”的领导，才是真正具有领导才能的领导者。中国传统文化把这种“软实力”称之为“天爵”，仁义道德是“天爵”，权位官职是“人爵”。孟子讲“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不断提升道德修养，自然会有为官从政的影响力。古今中外，义理相通。
这种“软实力”不是靠上级授予的，也不是职务和权力带来的，而是领导者通过自身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这就回到孔子对季肥的那番话，不能把眼睛盯着民众和下属，而要眼睛向己、刀口向内，凡事多问一个“我做到了吗”，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为和能力素质，以期立身为旗、以上率下。就如金一南将军在比较共军和国军时说的，国军是“兄弟们，给我上”，共军是“同志们，跟我上”，一字之差，境界云泥。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者当学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
反观今日，有些身居高位者，不懂得德行修养不会随着职务提升而提升，反因会随着职务提升更易于出现德不配位的道理，以为自己职务比别人高了，就会“官大学问长”“官大德行高”，有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资本。这种骑上马就以为自己很高，殊不知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不懂得罗帅说的这个道理，离“落马”也就不远了，为政者当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