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远方，没有的，都没有了。”海景客栈老板程远抬起头，望着前方蓝得一尘不染的洱海和天空，吐出了这句话，眼神茫然、空洞。眼眸深处，是深深的失望与幻灭。
冬日的大理，一年中阳光最充足的时候，天空常常蓝得没有一点杂质。风很大，从苍山上呼啸而来，席卷过山坡、古城，一路奔向洱海。
风声夹杂着挖土机“嗒嗒嗒”的声音，砖墙哗啦啦地倒下。程远躲在洱海边的一处客栈里，拿着手机，看朋友实时发过来的视频。他低着头，脸色乌黑，不敢去面对视频里客栈被拆除的现场，“那是我在工地守了九个月，一砖一瓦地建起来的。”
程远的客栈刚好坐落于洱海岸边离湖15米禁区的界限上，被拆除了一半。拿到赔偿款后，他决定前往贵州，继续投资民宿生意，当然，要找有产权的房子。
自2017年4月10日关停海景客栈餐厅之后，2018年底，按照洱海湖滨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大理对项目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附属建设有偿征收，并拆除洱海岸边离湖15米以内的建筑，共涉及1806户居民住宅。其中海景客栈约占20%，300多家。
很多人的“诗和远方”，梦断大理。有人离开，寻找新的远方。有人在犹豫，暂时蛰伏观望。
如今的离散，一如当年的涌入。“好像时代到了那个点，人们突然就被点化了，有了共同的想法。”从北京来大理开海景客栈的樊路这样感叹，“很奇妙，人类好像有某种共振。”
只不过，这一次的“共振”变得不确定，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笃定，热闹地投身于一场桃花源之梦。留下的人们，也还在休整、寻找，或者在此赌一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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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挖掘机将钻头伸向围墙，“轰隆”一声，墙体瞬间倒下，露出了一个大口子。陈宇和冬君夫妇站在一旁，目睹着他们六年前建造的海景客栈，开始被拆除。
看着花园围墙轰然倒塌的那一瞬间，冬君感到心痛。这是他们从无到有请人设计、建造起来的房子，如今消失了三分之一。
他们离开北京来大理所追求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
七年前，陈宇和冬君来了大理。他们是北京人，在北京呆了三四十年，却越来越无法忍受北京的拥挤、觥筹交错的生活，从而萌生了离开北京、换种活法的念头。
冬君曾在外企工作，后来自己做生意，KPI自己定，做多做少自己说了算。但陈宇不是。
陈宇是保险公司的大客户部经理，手下带着几十个人。为了更好的业绩，年终能给下属们更多的奖金和分红，他的许多个夜晚都在喝酒和应酬之中度过。
“有一次很晚了他还没回家，我就打他电话。一打，发现电话声音就在门外响。开门一看，他已经醉得坐在家门口进不了门了。刚扶进去，他就直奔马桶去吐。”冬君说，“我们实在不想过这种生活了。”
2011年八月，他们来大理旅行，喜欢上了这个有山有水的高原小城。两人一合计，决定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刚小学毕业的女儿，来到新的桃花源。
那一年年底，冬君先来大理，在苍山下和洱海旁分别找了一块地，和房东签下合同，由房东按照他们找专业公司做的设计图来盖房子，他们负责水电管网和装修。就这样，盖起了两栋房子，做起了客栈生意，也过上了离开北京前所向往的生活。云淡风清，自由自在。
陈宇和冬君的故事，是洱海边许多客栈老板人生的缩影。如果倾听他们的讲述，你会发现许多人有着类似的经历与追求：离开北上广深成都重庆武汉等国内大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拥挤，逃离朝九晚五的程式化生活、冷漠的人际关系、体制的约束与压抑，来大理过平静自由蓝天白云的生活，获取内心与外在环境的安宁。
这场追求诗与远方的盛宴，萌芽于2010年，2014年到2016年进入巅峰时期。
那三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热闹的阶段。无数创业公司与创业神话兴起，一夜暴富并不罕见，房价一飞冲天，牵动着许多人的欢喜和忧愁。
这场盛宴，也以另一种形式蔓延到了大理这座边境小城。
三年里，洱海边的客栈到处开花，数量以井喷之势涌现，房间价格也急剧猛涨。大量民居被外地人租下，一次缴付十年、二十年的租金，再投入数百万到数千万改造装修，做成度假客栈。
在2017年4月10日海景客栈关停之前，政府的统计数据是共涉及关停客栈餐厅近2498家，其中70%是客栈，约有1700家。而在2014年以前，这个数字不过是三四百家。
江民在大理生活多年，经营两家海景客栈。在他看来，特定环境和时代氛围造就了大理的火爆。“比如空气质量，人们对自然和田园的向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和宣传，还有像’逃离北上广’这种潮流的带动，导致了大理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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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放下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熟悉的城市与朋友圈子，去一个陌生的边境小城追求诗与远方。不过，利用年假和国定假日，去享受一周十天的放松与浪漫，过几日慢生活，却是许多城市中产阶级都能做到的。
他们成为了海景客栈的消费主力。对于一年难得放松一回的他们来说，也愿意付高昂的价格去犒劳自己。
“在大理，既能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又有足够的空间回归到乡村田园。洱海边就更多属于农村，生活节奏很缓慢。”江民说，“但又由于交通方式的变化，来到大理的时间很迅速。你可以上午在繁华都市，走路走得特别快，下午就到了大理，这里阳光好，你就懒洋洋地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做。”
这一切也直接带动大理成为一个中高端度假旅游胜地，而非早先廉价的过境旅游之地。
江民的第二家海景客栈归心，隐藏在洱海西岸一个游人很少的村子里，依水而建，所有房间都能看到开阔的海景，房间的价格从1398元到2698元不等，超过了中国绝大部分五星级酒店，却是过去几年洱海边上常见的价格。
江民说，在正常营业的两年时间里，入住率都在50%以上。
“不是我们创造了这种旅行方式，而是这种产品迎合了消费者内心的需求。”他说，那是人们有了一定财力之后，追求自然、回归内心的需求。
在这股浪潮之下，对“诗与远方”的投资消费带动了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大理。
在大理投资2000万、经营三家海景客栈的老聂闲暇时统计，那几年至少有150亿的社会资金在大理投资。他的一家客栈位于大理市银桥镇下波棚村，这个村有200多户村民，20多家海景客栈。村里曾统计，这些客栈及其带来的人流量，每年能给村子创造800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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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涌入的人群、水涨船高的价格之下，海景客栈成为一个投资回报率还不错的项目。这进一步刺激了环洱海领域的表面繁荣，也为后来的整治埋下了隐患。
樊路是在2013年来的大理。那个夏天，他和妻子一起到洱海边环湖骑行，被大理的蓝天白云、美好生活吸引，当即决定卖掉北京的房子来大理，并开始在海边找院子。
一些神话也在流传。比如，2011年，一个年轻人投资100万在双廊开客栈，不到一年时间就回本了。樊路认识了这个年轻人，证实这个传说是真的。
第二年，樊路的海边客栈也开业了，投资300多万，后来以平均每年20%的投资回报率获取收益。
“一年20%的回报率，很高了。”江民说，归心客栈的年回报率也是20%。按照计划，他和朋友们投资800万的院子五年能收回成本。这也是洱海边民宿行业的行规：平均3到5年收回成本。
这个高回报事业吸引了很多人冒风险进入。2015年到2017年关停之前，为数不少的人涌入大理，通过抵押贷款、从亲戚朋友中借款等种种杠杆手段，投资海景客栈。
越到后期，进入环洱海客栈市场的人越多，浮华、非理性也越来越明显。我听到不少举债开海景客栈的真实故事，故事主人公从全国各地来大理，负债几百万开客栈。
洱海边的双廊、挖色、海东一线，曾经是冷冷清清的海边小镇和农村，却在2013年以后变得异常热闹，岸边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
猛然增长的人口，令脆弱的洱海难以承受。2017年初，洱海继1996年和2003年后，第三次爆发较大规模的蓝藻，意味着水质变差、富营养化加速。
这也加速了政府的整治速度。于是有了此后的关停，以及后来的拆迁。
今年5月30日，大理政府召开发布会，宣告划定绿线和红线，绿线是距离海边15米的距离，红线则是100米。而在绿线以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将由政府有偿征收并拆除，以建设洱海生态湿地缓冲带。
征收对房东和租户进行了补偿。被征收的土地可另获洱海边100米以外的土地补偿或货币补偿，被拆掉的房子则按1400元/平米的价格补偿，另对水电、装修等进行评估补偿。此外还有经营补偿，标准是25元/平米/月、一共36个月。而最终，补偿款如何分配，由房东和客栈老板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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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和拆迁，让大理轰轰烈烈的民宿事业戛然而止，也让所有身处其中的客栈老板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考验。
在关停之前，付磊已在洱海边开了三家海景客栈。七八年的布局与耕耘，一切正入佳境。“在关停前，其实正是准备突破的时候，再上一个台阶。忽然就遇到这个事情，掉了下来。”
从踌躇满志到迷茫焦虑，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2017年，付磊不太好过。他曾经以为，自己对钱不是太在意，投资开海景客栈也不怕冒险。即使身边有人反对，他也觉得没什么，亏完了大不了回去上班。
但当风险真正发生了，他才看到自己的脆弱。“要是没有了，还得去朝九晚五，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非常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窘境。”他说，“发现自己还是很软弱的，一个是在物质上，另外就是身边人、投资者对你的埋怨和质疑，会很难受，怀疑自己。也会担心未来。”
和其他民宿主一样，他等了一年，以为可以恢复营业，没想到等来了拆迁的消息，很受打击。
“对很多民宿主来说，这不仅是生意，还是生活，是梦想，有好多东西寄托在里面。”付磊说。
但这是一场意志坚定的治理。包括当初大理政府招商引资过来、证照齐全的海景客栈，只要在海边15米以内，都被拆除。画家韩湘宁早年在洱海边上建的而居当代美术馆，多年来一直是非盈利机构，也未能幸免，于2018年12月28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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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过程中，所有人都面临了一场极大的利益博弈。
“和政府、房东有很多轮谈判。即便以前关系很好的人，这次都是一个考验。”付磊说，“如何向政府去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我们心里也没数。争取的利益和房东又怎么分，度在哪里？谈判的过程还是很艰难。”
插曲和意外不断发生。最让人崩溃的一次是，经历了四天的谈判后，付磊团队与房东终于达成了赔款分割协议，第二天就要签字了，没想到房东一觉醒来反悔，要求对经营补偿款也进行分割，意味着再分割几十万。
团队的两位股东一气之下转身走人，不再谈判。付磊一贯的理性，让他继续坐在桌前，和房东分析讨论。双方你进我退，互有妥协，最终以付磊团队再分几万元给房东的形式，达成了协议。
“我没有太大的情绪，都在头脑里面思考，把好坏放一边。在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个体，遇上了你没有办法，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变你能改变的。”付磊如此解释自己的冷静，“你可以说是冷静，也可以说是麻木吧。我更多地是用理性去过滤、压制情绪，不至于有太大的起伏。”
某种程度上，付磊也对房东表示理解：“房子虽然是我们修的，但20年后都归房东啊，如今没了，他们想要多拿一些也正常。”
而那些在建房、签合同之时，便将一切风险规避掉的人们，在拆迁中少了一些纠葛。比如樊路。
在合同里，他和房东约定：租房东的土地修房子，签20年合同，若在6年以内遇到拆迁，房屋补偿归樊路；6年以后，则按照年份来分割赔偿款。“比如，若是第19年被拆，那么19/20的房屋赔偿款就归房东所有。”樊路说。
但在这次拆迁中，许多民宿主和房东未能达成一致，谈判破裂，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
我曾亲眼目睹客栈主与房东之间谈判的崩掉，人们愤怒、不解、难受，种种情绪在现场翻滚，对于利益如何分割无法达成一致。
妥协是艰难的，没有人不想在面对损失时寻到更多的找补。只是各自的底线、对于何为合理，却难以形成共识。人类普遍难以克服的情绪，更是将谈判推向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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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僵局面前，有人选择了承受损失，主动退让。比如小菲。
小菲独自一人来大理开海景客栈。2016年底，她花100万转让费拿下一个海景客栈后，又投入了30多万装修，再加上一次性付了12年的房租，她为这个大理梦投入了小两百万。其中，有近100万是借款。
但当她在2017年3月份装修完毕时，尚未营业一天，便遭遇了关停。此后直至拆迁，她的客栈都没有再开过。
最终，她只从房东手上拿到了20万出头的补偿。
同样的，她也遇到了房东要求分割经营补偿款的难题。房东有其理由：失去了房租收益的他，也应有经营补偿。“听上去是不是又有点道理？”小菲摇头一笑。
身体不好、没有心气去争取、谈判的她，选择了接受现实，尽早脱身。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过非常痛苦、纠结的时刻，但一旦拿起笔，签下拆迁补偿协议的时候，就决定把一切都放下了。”她说。
在她那间已拆除一空的客栈里，我看着她，画着简单却也精致的妆容，仔细描过的眉毛和红唇，带着笑容与前来收购家具杂物的人们招呼，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刚刚遭遇过重创的女人。只有在向我讲述这一年的经历时，她眼镜后面有光闪动的眼角、略有些脆弱的声音，才让人感受到辛酸。
如今，她已回到北京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再做下一步打算，好好挣钱，还债。
也有人选择承受压力，继续坚持。比如周遥。
拆迁之前十多天，周遥才赶回大理。客栈停业一年半，许多客栈老板返回城市，或去往新的地方工作挣钱。拆迁之前与政府的协商谈判、对房屋的评估，错过的人不少。
抵达大理时，周遥只得到一个赔款额。与房东进行了几轮谈判后，她仍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如今，客栈已拆，她与房东还是未达成赔款分割协议。将一切委托给律师后，她选择离开。
留下的，是一段一生难忘的回忆。许多个白天，她风风火火，处理客栈的物品，与房东谈判，帮邻近的朋友搬家，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在一个深夜，刚刚在床上躺下，却“哇”地一声痛苦失声，哭得不可收拾。
“在那一刻，你所有的痛苦、悲哀、委屈，全都涌上心头。”周遥说着，声音哽咽，湿了眼睛，“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许多人面对曾经的客栈、现在的废墟拍了照片，只有一个背影。我在想，他们是否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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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将留守大理经营他们拆了一半的海边客栈，或者在古城、苍山下的客栈、餐厅、咖啡馆。
陈宇和冬君还将继续留在大理经营客栈。但，有些心灰意冷。“之后能转出去，两个客栈都打算转了。”冬君说，经过这一次折腾，身心俱疲，只想安生地过几年清静日子。
客栈拆掉一半的樊路，拿到了赔款，还在等待政策的明确和稳定，以便为剩余的一半客栈做打算。他仍看好大理未来：“这一两年伤筋动骨，但长远来看还是不错的。”机场扩建，高铁开通，洱海治理，还有良好的气候、干净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这些稀缺而不可再生的资源，仍旧标志着大理无限的可能。
“如果能买到有产权的、海景比较好的，我是愿意赌的。”他说，“大理毕竟是以旅游为主的城市，它不可能让90%的民宿业主不做了，而全部留给五星级四星级酒店这些大财团。”
他笃定：“如果民宿都没有了，活力会下降很多，老百姓的收益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最终大理的客栈管理还是会放开。”
扎根大理多年的付磊，依旧会以大理为基地，继续未完成的民宿事业。一年多以前的戛然而止，他仍有不甘。如今拿到赔款，有了资本，他和朋友组建团队，准备继续以“健康”为主题的民宿经营。
在客栈关停的2017年，他曾去印度参加了一个月的冥想之旅。焦虑和压力之下，他在瑜伽和冥想中得到放松，意识到自己“以前大部分时候处于一种不正常、亚健康的状态”。而让他在谈判中保持冷静的理性，也不过是因为一贯对情绪的压抑，就连开心和愤怒也无法正常表达，有种“失去生命力的感觉”。
这也启发他将民宿与健康、亲子、身心灵修行相关联。
“以前我们以为，世外桃源不可得，那我们退而求其次，退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民宿这个小环境去营造世外桃源的感觉。但最后我们发现，真正的桃源其实是在内心，而不是向外求。心里健康，内心达到自由的状态，这个世界就是桃源。”付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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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理未来几年的发展不太乐观的人也不少，他们选择了去其它地方投资，寄托自己未竟的民宿之梦。
江民的归心客栈已被全部拆除。头天还是精美的客栈，第二天再去时已成瓦砾。强烈的对比之下，你不得不感到魔幻。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这个时代的迅猛变迁仿佛都浓缩在了这一栋楼、这两天之间。
“对大理的投资会缓一缓，会去寻找政策相对更稳定的地方接着投资。贵州安顺的黄果树，重庆的南川区会是一个方向。”他说，“未来大理的市场行情不好说。它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是不是还像原来那样有着绝对的吸引力？旅游目的地不是没有替代性，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需求，会随着市场的变化发生变化。就像凤凰，从它当初收门票开始，市场就再没有起来过。”
老聂和妻子做了多年贸易生意，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有过几十个服装卖场。2012年他们关掉了所有卖场，来大理开客栈。如今，三家海边客栈，一家全拆，一家拆掉一半，他们都已放弃。只拆三分之一的那一家，计划在不增加任何投资的前提下继续经营。
在老聂看来，在此次整顿之后，大理旅游三五年内都会受到影响。但回归乡村、去往雪山湖泊田园的度假休闲，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城市中产阶级依旧向往的旅行方式。所以，他将寻找新的桃花源，继续民宿与酒店事业。
自从去年大理海边客栈关停以后，无数地方政府涌入大理，前来招商引资，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客栈老板们前去发展乡村旅游。
据《好奇心日报》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红河、昭通、弥勒、西双版纳、普洱，贵州的荔波、贵定、安顺西秀，都来大理举办过宣讲会，或邀请大理客栈经营者实地考察，同时给出诱人的扶持政策。
许多政府都将土地出让做为政策亮点来吸引他们。经历了大理的拆迁，几乎所有客栈老板都有一个共识：不会在租赁的土地和房屋上进行投资。“在租赁的土地上肯定承载不了你的情怀。”老聂说。
他将前往香格里拉下属的维西县塔城镇，以及重庆南川的金佛山，开始建设新的度假酒店。只待当地政府将土地划拨到位，便会启程，开始动工修建房子。
大理的环境对投资者来说或也更加严格。12月22日，云南省政府发出公告，宣布成立由省长牵头的洱海保护小组，全面停止海东开发区的开发，加快洱海流域产业和人口的转移。
2018年12月31日，大理政府宣布完成对1806户民居的生态拆迁，将”全面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据官方说法，将按照洱海保护的生态功能、健康康养的休闲功能、大理文化的体验功能的新定位，规划“1806”小镇。
2019年的元旦，大理古城人民路上依旧人流如织，气氛祥和喜乐。去到洱海边，你仍然会被这山海、云朵、晚霞之美所打动。冬日的湖水清澈，赋予了这片土地以灵动、优美和生命力。唯有身后的废墟、残碎的钢筋水泥，让人感到世事沉重与变幻无常。
（文中程远、樊路、陈宇和冬君、周遥为化名）
注：这是为腾讯旗下深度新闻品牌“谷雨实验室”撰写的文章，此为未删改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