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衣以蔽体，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御寒，二是遮羞。衣服既保护人的肉体不受外界的侵害，同时也保护人的尊严不受他人的亵渎。衣服是一种护身的工具。
《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发现彼此是裸露的，由于羞涩才“把无花果叶缝在一起，制成他们的围裙”，这就有了人类的第一件服装。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却经不起推敲。问题就在于，亚当和夏娃的“羞涩”又是从何而来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认为，恰恰相反，不是因为羞涩人才穿上衣服，而正是穿上衣服之后，人才懂得了羞涩。
舍勒的观点得到了人类学家们的证实。按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原始部族的人们不会因自己或他人的裸体而脸红，恰恰是衣装整齐的冒险家看到原始部落的裸体而局促不安。当文明的人类学家走进原始部落的时候，原始部落的人会为他们穿着裤子而感到羞臊。当传教士要求原始部落的女人穿上衣服的时候，她们出于“害羞”而拒绝这样做。因为，在她们看来，穿上围裙，恰恰显得是要把男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私处。
可见，对裸体的羞涩本身是文明教化的结果，而衣服正是这种文明教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周易》有言：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由此可知，一切衣服其实都是“制服”，它把人与人区分开来，限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衣服让人们懂得了羞涩，尤其是对性的羞涩，但并不是说，衣服压抑了对人的性趣，相反，也正是衣服才唤起了人的性趣。事实上，裸体并不能真正唤起人持久的性趣，它只能在短时间内吸引人，大多数时间里，人们会认为裸体是无趣的。与裸体相比，穿上了衣服的人体更能激发人对异性的想象和冲动。因此，就性来说，衣服既让人懂得了羞涩，懂得了性的崇高和尊严，同时也让性从短暂的生物冲动转变为绵长的情感行为和想象行为。舍勒说，“羞涩是最猛烈的春药”，可谓一语中的。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衣服总是人的身体的表现，如果一件衣服歪曲地表现身体（比如一件上衣装了三条袖子），它就不能被“披上”。然而，衣服一旦披上，它也就遮蔽身体。衣服与身体的表现—遮蔽二重性是相反相成的，唯其遮蔽身体，它才表现身体；唯其表现身体，它才遮蔽身体。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专门用“衣”的这种二重性来讲诗的隐喻性。《礼记•表记》曰：“衣服以移之”“服为身之章”，这是衣服表现人、妆饰人的一面。《白虎通义•衣裳》曰：“衣者隐也，裳者障也”，这是衣服掩盖人、遮蔽人的一面；衣服的这种双重性可以引申到整个的符号文化。《礼记•乐记》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依”就是譬喻，是说，如果不学习广泛地譬喻就写不了好诗。在古代，“依”与“衣”同义，《说文》：“衣，依也。”譬喻是语言的修辞，恰如衣服是身体的修辞。钱钟书总结说：
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歧用。诗广譬喻，托物寓志：其意恍兮跃如，衣之隐也、障也；其词焕乎斐然，衣之引也、彰也。
可见，在钱钟书看来，文词如同衣服，其美是在表现与遮蔽的二重性中存在的。
文词如同衣服，反过来，衣服也是文词。现代学者认为，服装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与语言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衣着打扮有着与说话一样的交流功能。我们见到一个人，在未交谈之前我们就从他或她的衣着中得到很多的信息，比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等，至少我们会通过衣着打扮去猜测和想象这个人，不管正确与否，我们在一开始都有“衣帽取人”的倾向。大作家巴尔扎克认为，对于女性来说，衣装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我想，不仅仅是女性，衣服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具有符号表达的意义。
凡•德•雷欧云：
衣着的哲学就是人的哲学。在衣着中包含着全部人类学。
今天，把美等同于赤裸的肉体，崇尚裸露，自然，原生态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衣服好像只是一种虚伪的、累赘的、假模假式的东西，这是否也是“人的消亡”（福柯语）的一个征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