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女人，终有栖息之地，不是他人，唯有自己。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交软件越来越多，拍照越来越便捷，发言写文的渠道越来越广，但是所有的行为都需要有所依托，依托于围观者，依托于赞赏者，依托于别人的关注。
我们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不是为了把它丢进水里，而是为了石头在水面激起的波纹。
哪怕是发到朋友圈的一个自拍，也要有人喜欢，有人分享，有人评论。我们的照片，已经不是独立存在的作品，而是在不断追求别人的意见和认可，用刻意迎合或故作姿态的高冷，尽可能地引起非议。
相比之下，这个女人的照片，宛如一个不合时宜的符号。
薇薇安迈尔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拍下了十五万张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都会的社会风貌和众生世相的照片，却从来没有公开展示过。
她做的事，没有旁观者，没有支持者，没有议论声，甚至大部分的照片连她自己都没有看过。
这些照片内容横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纽约、芝加哥，并远及埃及、泰国、南非等地。总数惊人的二十五万多张底片中，没有一张被冲洗出来过。
如果做一件事不能谋生，
是什么动力让人坚持一辈子？
里尔克写给一个诗人的信里说，“你问问自己，是不是必须写？”，如同在《月亮和六便士》当中，主人公说，“我必须画画。”薇薇安迈尔这样的作品既不适合现存秩序，也不预示着某一适合于未来划分标准的新类型。
在她活着的时候，她是一位性格内向，默默无闻的保姆，死后她却以才华横溢的摄影师身份走入世界大众的眼中。
薇薇安迈尔没有家庭、没有子女，终身未嫁，最后孤身一人在养老院病逝，甚至她的葬礼都是由她曾看过的几个孩子自发为她操办的。
就是这么一位身份卑微、穷困潦倒的家庭保姆，却穷尽一生，将全部的精力、金钱、时间，投入到一项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摄影事业中。
有人把她喻为“摄影界的梵高”，认为她生前怀才不遇，但是对薇薇安迈尔来说，摄影的乐趣，似乎从来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
她是谁？
对很多人来说，薇薇安迈尔的名字并不耳熟，但是你很有可能看过她的照片。
薇薇安生前留下了大量各种形式的自拍，目前能看到的有120多张，黑白-彩色，现实-超现实，未曾洗出来相信还有更多。照片中她几乎从来都没有看过镜头，在那个还是以女性柔美为主流的年代，她的自傲与自信展露无遗。
薇薇安迈尔的自拍五花八门，第一种是直接拍地上、车上、墙上的影子；第二种是拍镜子上单一的影像；第三种是通过玻璃反射折射拍出超现实的多个自我；第四种在摄影史中比较少见，是虚拟一个被摄者，将对方和自己的影子同时拍下来。
它们呈现出她与她所看见的世界的同在，和相互构成。她以自己的所见，而被世界看见；我们看见了她眼中的世界，进而看到那背后的眼睛。
这些自拍，更像是一种自我的发掘和探讨。
关于“自我”的所有言论，都难以超越惠特曼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同样，没有任何一位摄影家像薇薇安这样，通过虚幻的影像而坚守一个隐秘的自我（生前从未有意识地将照片展示给专业人士）。
1926年，薇薇安出生于美国纽约，百度百科给她的标签是，美国业余街头摄影师、家庭保姆。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系的职业，是这个女人四十多年的职业写照。按照现在的说法，她就是典型的斜杠青年代表。
薇薇安的童年，父亲是缺席的，她自幼跟着母亲长大，周转于法国和美国之间，直到1950年左右落户芝加哥。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她也成了一名职业保姆，而这，也成了她一生的职业。
在她漫长的人生中，她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保姆，闲暇时游走在纽约、芝加哥的街头，拍摄的内容可能是中下阶层的孩子，可能是名媛贵妇，流浪汉，或者城市精英。几十年间，她用一台老式相机和无数胶卷记录下了美国的变迁。
在她少量的生活痕迹里边，找不到爱情、婚姻、儿女的影子。她也极少有朋友，跟雇主的关系并不亲近。平时唯一的娱乐就是摄影，看电影。
晚年的薇薇安独自居住在自己曾经照顾过的孩子们为她暂时租赁的简陋公寓里，她常常独坐在社区的长椅上，静静地望着湖面就是一整天。衰老的她最终因为醉酒和摔倒被送进了医院，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她。
这样一个平凡的甚至自闭孤独的老妇人，却在去世快五个月的时间里，突然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炙手可热的“街头摄影大师”。
这是为什么？
薇薇安作为一名摄影师的身份，是在她去世之后才被世人知道。一个小伙子花钱在旧货市场买了一箱子交卷，将它们洗出来之后，他震惊了。
那些无名的照片就算是外行人也很难不被惊艳到。于是，他希望找到这名摄影师。
他多方打听得知了薇薇安·迈尔是一名保姆，随后联系到了她的雇主，但却被告知薇薇安·迈尔已经去世，所幸她的遗物还没有被丢掉。小伙子救回了那些遗物，从那些日常用品中藏着满满一箱没有冲洗的胶卷。
这些照片被传到网上，不仅惊艳了千千万万的网友，而且震惊了艺术收藏界。薇薇安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最杰出的天才摄影师，然而这位天才摄影师的作品在她生前都只是被藏在破旧旅行箱里的未冲洗胶卷。
薇薇安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除了美国本土媒体的报道外，她的照片还出现在意大利、阿根廷和英国的报纸上。那位最初的发现者做的还不仅如此，他写信给芝加哥文化中 心，成就了薇薇安第一个个展“发现薇薇安：芝加哥街头摄影师”，并于2010年1月在芝加哥文化中心开展；
同年4月，另一个展览也将在芝加哥的罗素·鲍曼画廊 （Russell Bowman Art Advisory）开幕。随后是将于秋季问世的摄影集，以及2012年计划公映的纪录长片《发现薇薇安》，一股寻找薇薇安的人潮涌起，关于这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保姆的人生，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
别人眼里的薇薇安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保姆，当她来到雇主家，谈到的不是薪资，而是索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用来安置她几十年来攒下的一堆不曾洗印的底片。
她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我可会带着我的一生来的。而我的一生就在一个个盒子里。”
当别人询问她的名字时，她会随口编一个，除了给自己编造了各种假名，她喜欢自称是个神秘女子，当陌生人问到她的职业时，她有时会答：“我有点就像个间谍一样。”
马洛夫说，“她痴迷于保存精彩瞬间的记忆片段。”在上锁的房间里，堆积着她收集的各种东西，尤其是山一样高的报纸。那些报纸上触目惊心的头条标题，是关于各种骇人听闻的谋杀、乱伦、暴力、畸形和强奸等等。她对人性的愚昧和黑暗一面有特殊的兴趣。
薇薇安对政治、贫穷、种族、战争、暴力等等议题及社会底层深为关注。从她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她对像她一样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有强烈兴趣；而对于那华丽的世界，她在那里工作，却不属于那个世界。
那家她常去买底片的相机店主的说，这个女人说话坦率，但却让人有距离感；薇薇安·迈尔头发很短，总戴着一顶帽子，穿着厚重长外套，一双长靴。如同 50 年代苏联工人的打扮，走路时，大幅度摆动双手、大步快走，像个纳粹军人跨步行军。她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和审美标准，非常喜爱欧洲电影，对美国片不屑一顾。
根据那些“认识”她的人形容：薇薇安·迈尔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是个极隐密封闭的人。受雇时她要求住在阁楼里，深锁房门，严禁外人踏入。在这些讲述者的口中，薇薇安·迈尔是一个孤僻、神经质、冷静、警惕、敏感的女人。她对生活的纯粹的好奇和热情，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在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中，艺术家如此评论说：“街头摄影师一般很合群，因为他们可以走上街，他们在人群里很舒服自在，但他们在合群的同时，也是独居的有趣结合体：你观察、拥抱、融入，但你也要退后，尽可能透明。”薇薇安就是在这种拥抱街头与自我独处中，找寻到其作品的合适距离。
不管走到哪儿，手里牵着小孩的薇薇安·迈尔胸前一定挂着她那台 Rolleiflex 相机，总是在拍照。
Rolleiflex 相机由上往下对焦，对拍摄对象比较不具威胁性，对方也不会防备，刹那间的喜怒哀乐被捕捉无遗
有人回忆说，有一次看到她站在垃圾桶旁，拍摄着被丢弃的洋娃娃。有一次，她照顾的一个小孩被车撞倒了，众人围观时，她也在按着快门。
被她照顾过的孩子说：“她老是带着我们进城，到各种地方去拍照。”访问中，无人相信他们当年的怪异保姆，竟能拍出如此杰出的照片。其中有位老妇说：“拜托，她只是个保姆，”人们难以把一个性格孤僻、外表毫无吸引力的女人，跟有才华的艺术家联想到一起。
《纽约客》进一步观察薇薇安·迈尔充满矛盾的特质：固执又好玩，极好奇又极隐避，是个好保姆但又有无情的一面。有时，她甚至故意溜掉，把孩子留在小巷子里；或者突然关上地下室的门，把孩子单独锁在里面；或者逼迫孩子吃东西。
《纽约客》报导并探讨那个年代，身为单身女艺术家的生存难题：保姆的工作给了薇薇安·迈尔经济收入与掩护，也给了她外出拍照的自由。她受雇于不同的家庭，对于雇主不投注感情也毫无纠缠，始终是个局外人。
1959 年，薇薇安迈尔获得了一小笔遗产，这对以保姆为生的她来说算是意外之财。薇薇安迈尔当即跟雇主请了八个月假，独自旅行世界，足迹遍及亚洲、埃及、南美……
她拍下数千照片，全程只有她和她的相机。
在那个摄影旅行还不流行的年代，薇薇安迈尔的想法和行动力超越了很多人。
薇薇安终生未婚，孤身一人，晚年摔伤了也是由她曾照料过的孩子照顾。和伟大的安德烈·柯特兹一样，摔伤了的薇薇安也拍下了自己的“丑态”（最后一张），同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关于死亡，薇薇安·迈尔在一段她自己录的录音中说道：“我们得为他人腾出地方来。就像个转盘，你登场，你走到终点，而别人也有机会走到终点，如此反复，另一拨人再登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