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再三，还是将这篇题目拟定为《”楚“的进击》，而不是《楚国的进击》。相比之下，前一个题目要更具备野心，后一个题目中规中矩一些。《“楚”的进击》中回寰旋转的空间更大一些。
《“楚”的进击》其核心应该是文化的挺进。而不是野心。这一点与“天下观”同出一炉，只是表征不同罢了！
我记得李济先生在《安阳》这本书中曾提及一件趣事，李济先生在安阳进行甲骨考古时，曾在现场挖掘出一块巨大的鲸鱼肩胛骨。这块大骨头的尺寸相当醒人，但在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却没有人能回答为何一块鲸鱼肩胛骨会出现在距离海洋千里之遥的中原腹地。也无人能回答这块鲸鱼肩胛骨是否真的来自殷商时期。但这块肩胛骨明无误的出现在甲骨考古现场。看上去有点穿越时空的鲸鱼骨更像一个疑问？
从安阳一路向东到大海之边，单是陆路交通就有千里之遥，更何况在殷商时期，海洋对于彼时的安阳人而言，更像一个传说。我们大可想象一队来自异域的人，抬着一块鲸鱼骨走在安阳城的街道上，那路边的人无一都会瞠目结舌。如果用东周时代的地图来解释这一块鲸鱼骨，那么它只有可能来自春秋时代的齐、吴、越、楚这几个地方。
在这块鲸鱼骨的故事中，同样可以看到，在安阳与大海之间尽管阻隔千里，但是大海的信息依然会传递到安阳。
如果回转过头来，在中国历史中最有引人瞩目的秦汉之际，那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应该算得上“楚”的巅峰记忆之作。但是对于这句话，在秦汉之际也只是停留在帝王心算和觊觎王位的人心中。在针对中原的争斗中，这句话更像是“振臂高呼”的引领。
为何亡秦必须有楚才可实现呢？
将秦汉之际时间上推至《左传》的记载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才具备历史感的渊源流长。对照《左传》中记载的史实而言，在秦一代实现的“天下归于一”的实现不仅仅是由秦完成的，同时也是有楚来参与的。
在阅读《左传》中有关秦与楚的记录，明显与彼时的中原是不同。在中原诸侯的眼中，秦与楚只是“戎”与“蛮”。而在楚人自我的眼中却不是这样：
《史记·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
如果仔细的阅读《左传》中原诸侯与贵族士大夫对于秦、楚的定位，显然他们并未将秦、楚视为与他们同等的地位。秦与楚参与到中原争霸战之中，一方面来自秦与楚的野心，一方面还来自秦与楚对于平等的追求。在《左传》中，楚表现的尤为强烈。
在台湾学者吕世浩教授讲授的《大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诈与力的极致》中，吕世浩教授梳理了秦帝国的前世往来。如果将其中的“秦”置换为“楚”的话，楚的努力也是一样的。只是楚在迈向中原的这条路上更为艰难一些。
在周定王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八年，楚攻陆浑之戎，至洛，陈兵于周郊，周大夫王孙满受周定王命前往劳军问师，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鼎之轻重大小。王孙满对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昬德，鼎迁于商，载祀（祀，年也）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音邪）昬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音致）止。成王定鼎于郏鄏（今洛阳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的回答当场止住了楚庄王的妄想。但是楚庄王的这随口一问却随后传遍了中原诸侯国。对于中原诸侯国的诸侯与贵族士大夫而言，楚过早了暴露了不具备对应实力的痴心妄想。对于楚庄王的“问鼎”之举，不过是楚进击中原的又一次试探。
在“问鼎”之前，楚对中原的进击在“城濮之战”中已经蠢蠢欲动了。“城濮之战”表面上看是晋与楚之间的角力，但其实质是楚对中原伯主晋文公的挑战。不过横在楚进击中原的道路上的却是陈、蔡、许、郑这些小国。楚在“城濮之战”中的失利并非全盘，在这一战中，陈、蔡、许、郑并未一面倒向晋国。至少陈国在此战之后一直向楚国进贡，在迈向中原的道路上，楚国在“城濮之战”中输掉了战争，赢得了通道。
在晋楚争夺中原的争斗中，楚的动向始终是为晋所顾忌的。在楚庄王时代的“邲之战”中，楚国完全打通了通向中原的通道。公元前597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率三军救郑，双方在邲地(今河南郑州北)展开争夺，楚军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的失败。楚庄王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一举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邲之战”之后的格局是陈、蔡、许、郑俱从楚。即便晋国作为中原诸侯的伯主地位并未实质性的动摇，但是楚国在历经两次与晋的征战中，找到了通向中原的方法。并且在此战之后，楚国在南方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了。楚对于梦寐以求的中原争霸在“邲之战”五十年之后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年），由宋国倡议的“弭兵之会”在宋国举行。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十四诸侯国参加此次大会。“弭兵之会”的格局是晋国和楚国共为诸侯盟主，各国共订盟约，弭兵停战;除齐、秦外，其他各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弭兵之会造就了晋楚两国平分中原霸权。
楚对于中原的进击始终未曾停歇。而楚对中原的进击停滞在吴与越的牵制。而这一局面也正是楚国大夫申公巫臣的布局。他所借助的势力来自晋国。自从晋国教授吴国车乘战法之后，楚国在进击中原的道路上，来自东南方向吴国的牵制成为心腹大患。
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后，秦国的东进战略中，楚国的地理位置始终会让秦国放心不下。秦国在针对东进中原的道路上，楚国是最先要解决的。而这一格局是由秦、楚两国的地理位置先天就决定了连绵不休的战争。当然，这是后话了。
《左传》记载的史实结束于鲁悼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于此时间相对应的是楚惠王时代。在楚惠王时代，楚国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在《左传》中涉及到有关楚的记载，多半是与进击相关的。楚国作为居于南方的“蛮夷”，中原一直是他虎视眈眈之地！
在《左传》中记录的史实中，对于楚与南方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尤其是在《左传》这本书的中间部分开始，有关楚国的记录越来越多的出现，不能不引起对于“楚"的思考！而且在《左传》中中原诸侯对于楚的认识和态度，始终是将楚作为边缘大国来设定的，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中国诸侯的眼中，楚及楚国代表是另外一种文化系统！
楚与楚国所代表的文化系统在现今的湖北省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楚文化”中的青铜器的造型如果对比“秦文化”中的同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一点在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中体现的就更加明显了。
由“楚”的进击再延伸一步到当今中国地理上的南北之分，我想这种“秦、楚之分”在今天依然还存在。尽管在表象上可能是南北地理地缘造成的风土人情的区别，但若是追根究定，这一切在“楚”进击中原的历程中就已经形成了。
再回过头来看春秋时代的地理图形，再从西向东的融合过程中，还包含着由南向北的挺进，也包含着自北向南的征伐。而中国的南方在历经二千余年的开拓耕耘中，逐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策源地。
在李济先生随手记录的鲸鱼骨的故事中，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这块鲸鱼骨故事的详情了。但是可以猜想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位居海洋边缘的一个部族经千里迢迢之远行进到中原腹地。而现在的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历程中，终于从中原腹地一步一步的走到大海的边上。
在那里，鲸鱼已经在洋面上游弋了千万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