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会在长大的地方迷路。
那是春天的傍晚，天气不太凉也不太热。我闲在家无事可做，眼看要长毛。于是约了一个朋友，叫他帮忙找个活儿干。可能是我太挑剔，总惯着自己，到最后朋友无话可说，谁都不开心。回程途中，正好经过长大的地方。说来挺遥远，其实距离现在的住处还不到一小时车程，多少年也没回去看一眼。和司机反复确认了地名，又拿手机查电子地图，才敢确定，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即使如此，下车后还是脑袋一懵。
眼前是一条挺窄的路，南北向两条单车道，步行道也就一人的宽度，要是两人并肩前进，其中一个非得躲着行道树画龙。向北直行，左边是一排店铺，右边是遮住夕阳的高档公寓。社区正门口立着喷泉和雕像，金色的阿波罗神驾着马车，手拉缰绳无路可走。街上没有穿校服的学生，接孩子的家长，摆地摊叫卖的小贩，什么人都没有。要是拿斧子劈开我脑壳，抽出这条路的模样，那一定是：熙熙攘攘，宽得没边儿，右边是连片的厂房，左边是灰不拉几的苏联板儿楼，冬天能闻见远处电厂的煤味儿，夏天得格外留神，树上都悬着吊死鬼儿。
天很快黑了。路灯稀薄，雾气弥漫，街上瞧不见人影。成排的店铺已经关张，路过自助银行门口，灯光陡然亮起，谨防诈骗的语音提示吓了我一跳。抬头朝对面几幢高档公寓望去，大厦耸立夜幕中，好像连排的巨人墓碑。没有一扇窗亮着灯。此时我肚子咕咕直叫，为了省钱，请朋友吃饭的时候故意说不饿，愣是干嚼了十多粒花生米。更沮丧的是，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真是格外应景。斜前方有三家紧挨着的店铺，分别是修脚的、卖西点和台湾奶茶的，写着“营业”字样的霓虹标识熄着，可我还是看见了那条路。它紧靠着奶茶店，没有路灯，地上净是水坑和苔藓。路的深处，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根锈迹斑斑的铁管，从砖里直伸上来，在大概两米高的地方九十度拐弯。我记得这玩意。小石块扔进去，能听见好久的回音。这是通风道。按照父母的说法，这一带地下有数不清的防空洞，后来变成储物仓库，大多存的是居委会老太太的白菜，再后来干脆腾空了，打成隔间租给外地人。
沿着路往里走，是另一个社区。这里楼房低矮，仍然没有亮灯的窗户。垃圾堆在路中央，碎石和装修废料摊在地上，塑料袋如幽灵一样随风飞起。与其说是社区，不如说搬空后没有拆除的贫民窟，好像有人下达了紧急撤离的指令，随后被遗忘了。而我既想看到更多童年的缩影，又打心眼儿里害怕，这黑咕隆咚的地方，要是突然窜出俩不法之徒，我就交代在这儿了。于是想顺着之前的小路出去。猛地一回头，发现社区另一方向，经过来时的小路再往前走大概二三十米的地方，有灯火亮着，门口还有横着的霓虹招牌：工薪家常菜。我记得这招牌的名字，它是隶属工厂的饭馆，我第一次吃宫保鸡丁就在这家馆子里，还是我爸夹了鸡丁泡进茶杯涮涮，去掉辣味才送进我嘴里的。但它不应该在这地方，也许是换地址了？我走近，心里犹豫。右拐出去，直走有吃的。最终，饥饿和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屋里没什么人，也不太干净，好像上个礼拜洒的啤酒和前天的烟味仍在里面。收银台后面坐着个穿红毛衣的女人，说不清睡着还是醒着，总之歪着脑袋无精打采。角落里有个穿工装外套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面前摆着几道菜和空酒瓶子。我进来的时候他抬眼瞥了一下，随后迅速地耷拉下去。我到收银台问，还有吃的吗？女人抓鼻子抓了好一会儿，然后勉为其难地承认，后厨大概还有点剩的。我饿得发昏，跟她说无论剩什么都没事儿，做点能吃的就行。她拖着身子起来问，喝的呢？
红牛有吗，我说。什么玩意，她说。
加多宝也行，我说。
女人比之前更迷茫了。然后她说，那边还有几瓶绿棒子。
接着递给我一起子。
我从门边的啤酒框里抽一瓶燕京，起开，拉出塑料凳，坐在一张黏黏的木桌旁，拿玻璃杯盛了，喝了两口酒。这瓶燕京无论看起来还是尝起来里都比以前喝得要浓，度数赶上精酿了。也许是假酒，或者放过期了？我没喝过，不知道，心里只盼着吃的赶紧上来。大概十多分钟吧，红毛衣女人挑开后厨的门帘，往我面前摆了一盘东西。十八块钱，她说。我付了帐，仔细端详盘子里的东西，除了米饭还有几条肉丝，蒜苗，豆芽，白菜还有几块土豆。大概是我见过最杂碎的盖饭了。不过顾不上那么多，我抄起勺子狼吞虎咽起来，啤酒也喝了大半。虽说肉丝硬得难以下咽，其他菜还有一股地沟油的味儿，但真是应了那句话，饿了吃什么都香。没过一会儿，有人推门进来，脚还没迈进屋，声音先呛进来：提壶清凉剂！
进来的人瘦高个儿，板寸，有点驼背，脸上惨兮兮的样子。他进屋瞥了我一眼，径直坐到工装男对面，也不打招呼，拿起筷子就夹菜。红毛衣女人走进后厨，手里提着暖壶送到桌上。暖壶里的饮料倒进玻璃杯，液体是深棕色的，上面浮着一层泡沫。我吃得差不多了，心里纳闷，频频往那桌瞥。瘦高个儿也往我这边瞧。两人不说话，只是吃喝。没一会儿，瘦高个儿不耐烦了，走到我面前问，小伙子看你眼生，几车间的。
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脑袋里一团浆糊。
他说，看你这样儿，也是大学生吧？
工装男把暖壶往桌上重重地墩了一下。
瘦高个儿回头，接着问，你姓什么呀，是不是外地人。
他说话很难听，向上勾的语调像是在挑衅。已经很久没人明晃晃地亮出“外地人”这仨字了。我没头没尾地回了句，我爸是厂里的，姓尹，我不是。瘦高个儿听了，接着又回头。工装男说，三车间的老尹。瘦高个儿听到这话，眼神陡然变了，盯着木桌上的酒瓶，拍拍我肩膀说，孩子，这边一块儿吃吧，都不容易，别喝这玩意了，厂里的就该喝点清凉剂，再不喝就没喽。
我既惊讶于这人态度的大转变，又好奇那盛在暖壶里的稀罕饮料。嘴里问着那是什么东西，身子已经开始挪动了。瘦高个儿喜笑颜开，冲红毛衣女人又要了一壶，然后跟我说，还以为你是谁家的远方亲戚呢。工装男满脸不屑地瞅了他一眼，说，别犯二了老薛，听不出来这嘴京片子？这是我第一回听他说话，破锣嗓子，铁锈味儿，难听得像被酸烧过。瘦高个儿苦笑说，厂里孩子好，有书读，赶明儿比咱们有出息。正说话间，女人端来第二壶清凉剂。工装男接了，拔掉木塞，找一干净杯子倒满了，摆我面前。他说，没喝过先抿一口。说完吊着眼看我。我明白这话的意思。满口灌下去，玻璃杯见底。味道就像北冰洋和啤酒的混合物，不过比那浓郁得多了，扎进嗓子有股辛辣的感觉。工装男嘿一声，好小子！大手压在我肩膀上使劲揉搓。
他说，这玩意是咱厂特产，外人没这口福。
视野里，工装男又倒满了，接着两人碰了一杯。我浑身发热，模模糊糊地感觉这东西有点熟悉，忽然想起“清凉剂”好像在爸妈的谈话中出现过，具体是怎么回事不记得了。他们嘴里的厂子，恐怕就是爸妈待过的北京合成实验厂，那时候还没有办公室恋情这么一说，应该说是车间恋情，工人阶级革命友谊。
思绪乱走，差点错过眼前的谈话。
瘦高个儿说，老董你去一趟吧。工装男说，不去，我明儿早上才上班呢。瘦高个儿皱眉说，老哥几个都等着你呢，谁不知道咱厂的聚合你是一把手啊，就眼睁睁看着咱厂给那王八蛋大学生搅黄了？好料混着农药进来，倒进聚合管里，还要往里添好料，这是什么鬼主意？工装男说，我早就说了，停车排料，懂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瞬间高昂，好像有人突然敲了钟。瘦高个儿说，你别急我当然懂了，就真没别的招儿了？你也知道二车间今年什么效益，连着停车半年，每月给大伙儿发两百块钱，按你的主意得停车大修一个多月，大伙儿是真耗不起了。工装男说，那你们就听大学生的往里添吧，看看添多少吨好料才能冲走那些杂质。大学生洗过聚合管吗？他知道聚合管里面什么模样吗？杂质在聚合管里会挂壁的，都是指甲盖儿大小的黑色结晶，检修的时候得放乙酸烧，拿水泡，再用砂纸动手磨才能搞掉，指望添好料就能冲走杂质？玩儿去吧。
两人陷入沉默，喝酒，有一搭无一搭地夹菜。
桌上东西早凉了。
工装男沉着嗓问，你媳妇怎么样，买断了吗？
瘦高个儿两眼发直，盯着酒杯说，不买能怎么样，四车间都买了，去年三车间闹成那样，最后什么也没落着，还闹什么闹，我媳妇跟咱厂待了十七年，不到三万块钱就给打发了，现在让她去找工作，还能干什么呀？他突然激动起来，老董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咱闺女吧，年初我答应带她吃顿麦当劳，没想到停车半年，后来打算这个月开支去，现在更没戏了。他长出一口气，拿起空杯子往嘴里倒。就算停车排料我他妈都认了，不能由着这孙子胡来。工装男说，人家是厂领导，就认课堂的理论，不听你我的，怎么办呢？瘦高个儿说，大学生不在！这会儿正假模假样儿地跟国外考察呢，添好料的主意是电话里交代的，捅了篓子一切由我担待，二车间谁敢告密，我给他蛋黄子挤出来喂野狗。
这时老董目光转向我。小子，你爸离厂以后干嘛呢。
我始终在旁边听着。听得懂大概，可思维跟不上，更没闲功夫插嘴。一来那饮料搅得我浑身难受，二来这些话勾起我童年时代的回忆，爸妈有一阵子的谈话也是这样，于是胸口憋着一股劲儿，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像拼图那样契上，但那些画面如同封藏在箱底的旧照片，泛黄且满是灰尘，想看清楚已经不容易，哪里摸得到棱角。老董突然问这话，我没反应过来，走着神说，当了一阵子保安。
老董的大手按在我肩膀上，压得我骨头疼。穿着衣服我都能感受到手掌上的老茧。他说，你爸是咱厂最好的车工。这话不知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他，或干脆是伤害他自己，而在我心底某处遥远的地方，它掀起一阵海浪，我预见这海浪的野蛮凶猛，但当它真正抵达岸边时已经变得可有可无。
不该是这样的，老董说。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我突然觉得，他们太像我爸了。喝酒夹菜的动作、唉声叹气的神情、说话的语气和不说话的模样，好像都是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更可怕的是，恍然间我也变得像我爸了。抱怨、宣泄，所有情感共鸣都是扯淡，无力改变现实的话出口也是白搭，不如别费力气。老董说不该是这样。是哪样呢？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不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谁都不说话，三人梦游一样喝清凉剂。终于，老董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叫老薛再提两壶，然后吊着眼问我有没有进过厂。我说小时候被我妈抱着进去玩过，里面什么模样早忘了。他醉醺醺笑道，敢不敢跟叔儿进去逛逛。
我们钻出工薪家常菜的后门，踏上一段宽阔而漆黑的小道。路的两旁都是刚硬冷峻的连排厂房，巨大的噪音穿透墙壁，响彻在夜幕中，我几乎能看见那些高速运转的机床的影子。天空不知何时变得明亮清澈，可能是刮风的原因，多年不见的星星都显露原形了。路的尽头是一扇铁栅栏门，旁边一栋小屋亮着灯，里面有一位大爷翘着腿搭在桌上，正在听收音机，好像是说岳全传，高宠挑滑车那段。老薛伸出手指示意我别出声，进门跟大爷打声招呼。大爷应一声，站起身朝我这瞥了一眼，又坐下了，好像根本没看见我。老薛出了传达室，朝我做个鬼脸。
进入厂区，噪音更大了。煞白的灯光透出高窗，晃得我眼睛疼，低头瞧见墙根底下堆着好多东西，说不清水泥还是什么，总之袋子的模样跟水泥、化肥之类的差不多，在地铁里或者火车站能看见。那些袋子鼓鼓囊囊，顺着墙根一直蔓延下去，肉眼看不到尽头。我扯着嗓子问老薛，他伸出四根手指头，见我没明白，脑袋靠在我耳边说，四车间留下的，卖不出去。我们经过厂房大门，门口写着“第二车间”四个大字，红油漆褪色脱落得差不多了，下面还有一系列俏皮押韵的安全标语。
我探头往里瞥，上白下绿的墙面搅动脑袋里的潮水，极为荒诞的感觉滑过神经。又是一波巨浪。我心生厌烦，胸口憋得慌，有一种想吐的感觉。穿着工装服的人行色匆匆路过门口。老董朝旁边的高窗里望去，啐口痰，嘴里骂了一句，走进厂房。老薛领着我追上。灯光下一个穿白大卦的女人迎面过来，先跟老董说了几句，随后过来和老薛打招呼。她扯着嗓子叫，你怎么才把老董叫回来呀！赶紧去看看吧，你们二车间可的真行，好料都填一半了，渔网线出来全是黑点，叫我们怎么做呀。老薛将手里的暖壶递给我，冲女人摆摆手，跑着追了上去。这时我打个冷颤，问女人洗手间在哪里。女人好像没听见，直接走掉了。我提着暖壶走出厂房，站到一块黑旮旯儿里，暖壶摆在旁边，拉开裤链开始撒尿。
尿到半截，听见身后有动静，猛地回头，灯影下冷冷站着一只怪物。那怪物半个身子藏在阴影里，半个身子露在灯光中。他整张脸粘在一块儿，鼻子的位置是黑窟窿，双手像蹼一样五指相连，犹如被滚烫的熨斗碾过一遍又一遍。我吓得大叫，声嘶力竭喊了足足半分钟，酒醒了，尿也溅裤子上了。
他说你别喊了，他们听不到……边说边比划，脸上的肉连着筋扯动，有些音怎么也发不出，看着极为痛苦。我后退两步，提裤子系皮带，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他说你别害怕，我这是化学烧伤，我不是怪物。然后问是谁带我来的。我说是老董和老薛。他点点头说，二车间出事，老董该回来，不过回来也没什么用了。我问他为什么没用。他说你心里知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突然一阵头痛欲裂，浑身的骨头像灌了铅，天都要塌了，肚子里一股激流倒窜上来，猛地掰开我的喉咙，弯腰全呕出来了。怪物慢慢走过来，轻轻地拍我的背。我既难受又尴尬万分，心想他不会觉得我因为他太丑才吐了的吧。他说，清凉剂喝多了就这样，后劲儿大。接着从兜里掏出一沓手纸递给我。我接了，含糊着说声谢谢。他说你是三车间老尹的儿子吧。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快回去找老董吧，别提我跟你说过话。说完慢悠悠地朝远处走了。
我瞧着他的背影在凄冷的月光下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黑暗中。
二车间里，老董在鼓捣那巨大的管道。他脱掉工装外套，上身就穿一件脏兮兮的白背心。管道能塞进两三个成年人，上面有数不清的仪表和开关，噪音喷薄而出，似乎有活物在里面怒吼，整座厂房随之震颤。靠墙的地方七八个人零零散散地站着，老薛也在其中。他打声招呼，伸手朝我比划，意思是别出声。我提着暖壶站到旁边，很快就感到一种尴尬。老董努着眼挨个调试仪表，裸露的皮肉覆着密密麻麻的水珠，沿着额头和胳膊上的青线滑落。有些开关和旋钮似乎多年没用，他咬着牙才能勉强扳动，浑身上下较着劲，好像一座古希腊的雕像。他呼吸越来越沉重，粗粝的喘息和噪音由不同维度迸发，所有人都听得清楚。我们帮不上忙，只能干瞪眼，看着这人凭自己的血肉之驱，与钢铁巨兽搏斗。我同时又觉得，他像一位手术医生，对巨兽进行精密地诊断治疗。在场的人或好奇紧张、或恐惧惊讶，也只是见习而已。
噪音越来越低，终于在一声长久的叹息中，巨兽睡着了，整座车间归于寂静。老董掸掸手回到人群，几乎瞬间变得干瘪消瘦了。旁边有人说话，夸赞感谢什么的，他点头应了声，直接走向我问，你刚才干嘛去了。我说撒尿去了，尿到半截碰见……这时有人大喊：监察的来了，快走！老薛抢过话说，妈的有人跟大学生打小报告，你俩赶紧走，这里我盯着。老董使个眼色，抓过地上的暖壶，少年一样飞奔起来。
我们跑出二车间，上了大路，厂房魅影似地后退。灯光、噪音、人影都没了。老董在我前面一手提一暖壶，跑了七八百米突然停住说，歇会儿，跑不动了。我说好。于是两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喘着气喝清凉剂。棕色的饮料倒进暖壶盖子，月光照着也没那么糟糕了。我忽然注意到，这里比刚进厂时更深更暗，纯粹杳无人迹。老董说，你碰见谁了。我说一化学烧伤的，他还跟我说话了。老董目瞪口呆，他跟你说话了？我问怎么回事。老董说，那人姓郑，叫郑国忠，是原来厂里第一帅哥……给我满上。我朝暖壶盖里倒满清凉剂，自己也喝了一口。
老董说那人叫郑国忠，是厂里第一帅哥，读完高中没上大学就进了厂，分配到第三车间，好多年轻女孩追。他人长得帅，踏实，干活卖力气，后来结婚了，娶的是隔壁纺织院一姑娘，日子过得挺美满。领导有意提拔他，想让他当车间主任。结果厂里改弦更张，郑国忠还没当上主任，提拔他的领导先下去了。多了也不和你说，总之就是权力斗争罢了。那阵子闹得人心惶惶，都觉得要变天了。新上任的领导是个大学生，就是北边化工大学的，狗屁经验没有，就会啃书本，凡事贴着理论来，到厂里第三天就照着课本调了聚合管上十几处仪表。以前三车间的聚合都是我做，多少年都没出过问题，这下工序全乱套了，后面的人都没法做。结果没过两天，聚合管爆了。碰上郑国忠值班，强酸淋了全身。老薛和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和衣服都融一块儿了。送进医院再出来就这样了。自那以后整个人就变了……再给我倒一杯，满上。后来他媳妇闹离婚，又跟人偷情，被郑国忠抓个正着，跑到厨房抄起刀给脸戳烂了。人没死，这官司也不轻。结果法院判他是精神病，送进安定没多久就出来了。我们都觉得他是为躲牢饭装疯。常有孩子拿他开玩笑，也有人念着他过去的好，出手护着。可是他既不反抗，也不跟任何人说话。久而久之，没人知道他是真疯还是装疯了。
我说，他就一直这样在厂里游荡？
老董说，那怎么着，父母早没了，官司也结了……对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我把之前的事儿跟他复述了一遍。大概也就是说老董回来也没用，还一下认出我是老尹的儿子什么的。老董噗嗤一笑，你小子真没出息，吓直得尿裤子。说完摇晃摇晃暖壶盖儿，那意思是叫我满上。我给他倒满了，自己也喝，不知不觉一暖壶清凉剂已经见底了，忽然觉得这玩意也没那么难喝了。老董长出一口气说，出事儿当天，你妈临产，你爸陪着到医院，他那是替你爸的班。我和老薛给他背到医院，中间还碰见了你爸。你爸看见他那样，自己愣躲到厕所哭了一鼻子，还拿脑袋撞墙，出来的时候满脸是血。
这事我可从来没听我爸提过。
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我幻想着医院的情景，幻想着郑国忠和我妈在不同病房经历的痛苦，幻想我爸在厕所里哭泣颤抖的模样儿。头疼又开始发作，有什么东西试图掰开我的脑壳，由里面咆哮着挣脱出来。巨大的恐惧笼罩住我，压得我喘不过气，在它的阴影下我无能为力，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老尹躲在厕所里独自哭泣的时候，恐怕也是同样的情绪。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似的，一杯接一杯灌清凉剂，恨不得刺猬一样缩成一团，或者鸵鸟那样把脑袋缩进地里，任由那棕色的浪潮将自己淹死。
老董苦笑，你跟你爸一个怂样儿。
说着摸了一下我脑袋，感慨道，这就是命，没什么道理可讲。
他说，我明白郑国忠的意思，他一点都不疯，比正常人看得清楚。合成实验厂没多少时间了，去年三车间买断，接着是四车间，剩下俩车间也不远了。旁边电厂和纺织院也都要拆掉。我活到这岁数了，真闹不明白，这是要干嘛呀？把我们这些人赶尽杀绝吗？北京还是北京吗？要是把工厂都拆掉，这么多空地用来做什么？真的，有时候我挺佩服老薛，家里都成那样了，还能乐乐呵呵的。
这时我意识有点模糊了，嘴里黏黏搭搭地说，可能建楼房吧，好多楼房，万丈高楼平地起。老董噌地一下站起身说，怎么能建住宅呢，这地方能住人吗？你知道这底下都是什么……他喝多了，站着直摇晃，舌头也大了，同样的话说几遍愣是没说清楚。索性不再提，望着远处漆黑的厂房说，算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有翻回来的那一天。我眼皮垂着，嘴里嘟囔，二十年也就差不多了。
你说什么？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老董忽然变得扭扭捏捏，脸上的表情幼稚可笑。
你妈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有喜欢的事做，有空和老姐们出去玩玩。
他点点头，仿佛勾起无限心事。那就好，那就好，想着替我跟你爸妈问好。
接下来，我就不怎么记得谈话的内容了。两暖壶清凉剂喝光以后，老董带着我到已停工的三、四车间走了一遭。他在漆黑中指着不同的方向，告诉我，这里是存放化纤制品的地方，隔壁是质检的科室，再往那边是澡堂、食堂什么的，他说他打赌我小时候进过这里的女澡堂子，还说了好多他们年轻时代的往事，尤其是他怎样与我父母相遇相识的，又是怎样跟我爸不打不成交的。我们在漆黑的钢铁迷宫中作曲右转，跃过围栏，迈上阶梯。老董身手矫捷，我慢吞吞地跟随在后。等我们爬上屋顶，一尊高如佛塔的烟囱瞬间凸现在眼前。我知道它一直在这里，但从未正眼看过它，从未觉得它如此刻般高大雄壮。它在夜幕中拔地而起，好像被时光遗忘的古迹，月亮与繁星也只能作为陪衬。老董站在锈迹斑驳的铁皮上，身体的轮廓蒙了一层银霜，他仰望着那尊烟囱，犹如一位自远古而来，家园遭到焚毁后迷失的祭祀。我战战兢兢地坐在后面，望着他的背影，急切地想要加入他，但突如其来的眩晕使我畏惧，强烈的头痛与呕吐感始终挥之不去……
我差点忘了，那天是满月。
我在路边的木制长椅上醒来，脑袋像是被重锤不断地敲过，嘴巴里还有一股糟糕的味道。身后是一排店铺，轻快的音乐飘出玻璃门。街对面是高档公寓，还有驾着马车的阿波罗雕像。没有巨大的噪音，厂房，破败的社区，肮脏的工薪家常菜，或者任何特别的东西。我蹒跚着过了马路，走到社区正门。保安队长告诉我，我嘴里说的合成实验厂早拆除了，烟囱管道什么的更是子虚乌有。他五年前到这里当保安的时候，这地方已经是一块平地了，连他都没亲眼见过，我怎么可能在昨夜进去过，怕不是在做梦吧。当我再试图详细打听，是不是所有车间都拆除了，有没有遗留的厂房时，他干脆拿看神经病的眼光看着我，不再搭理我了。
我走遍周围，还是不敢相信，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我痛恨自己没留下老董和老薛的电话号码，甚至连他们的长相都记不清楚了。昨夜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唯有清凉剂的味道，那糟糕的颜色和涌进喉咙时的辛辣感觉还历历在目，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舌头上肯定还有棕色的残留。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做梦，我找到一处没人的角落，玩命抠嗓子眼儿，想把工薪家常菜里那些杂七杂八的食物吐出来，然而干呕半天什么都没有，这才想起，昨夜遇到郑国忠的时候已经吐过一遍了，后半夜可能也吐过。就在我往牛仔裤上抹脏东西时，突然发现屁股的位置全是铁锈。
猛然间，我想起老董说的话，他说这地方不能住人，因为埋在地底下的东西……
我走到最近的小卖铺，买了一瓶白酒，两盒好烟，然后打了一辆车，直奔父母住的地方。我有好多想和他们说的，尤其是老尹。唯有他能平复我的心绪，驱散我脑海中盘旋不去的谜题。至于这容易令人迷路的地方，不重要了，只要还有记忆深处的一个个名字，和那些永远埋在地下的东西，它就是我长大的地方。
首发于《特区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