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将听写的一万三千多字录音稿发给记者后，表达了不想继续实习的意思，对方没像上一次我提退出时那样鼓励、挽留我，也没有回复。
入秋以后，阴霾和雨水都更多了。原本住14层时经常趴在阳台看到的大面积云彩，在搬到北校区一楼的宿舍之后，都变得高不可攀，留给窗口的，只剩几株遮挡光线的棕榈，和往来路人的嘈杂声。跟第一个题的时候，还是六月底，因空调租赁、宿舍搬迁等麻烦事，那几日宿舍不能开空调，高两届的室友早早毕业走了，我便就地打了个地铺，有时开着门，穿堂风吹过，也能吹散一些暑热。
最紧迫的几天，我趴在地铺的凉席上，边打电话采访边用笔记录，随后把录音整理成文字，遇到前线记者发来的长录音，有时会因为收音状况差或是听不懂方言，需要反复地听，一段录音，常常要听近三倍的时间。也能在录音里听到，一些最终没有被记录下来传播的未被证实的信息，被访人的迟疑、果断、流畅、强势、怯生生，最终化为文字里的“XXX称”。
和跳楼女生的父亲通话的傍晚，我非常紧张，事实上我生性是不擅与人交流的，而这位父亲已经接受了数次采访，第二天还要参加女儿的葬礼。没想到他的声音倒是平静的，细碎地又讲了一些女儿生前的事，学校的菜如何凉，宿舍如何冷。
那时候觉得能参与就是光荣的，痴迷于各种正义对抗的母题，打捞浮沫或沉渣里的事件，烹煮成渴睡人的咖啡。
自己操作的第一个选题是某校园贷事件，结识了一个为此事奔走号呼的知乎大V。他告诉我，自己如何辛苦地熬夜收集资料，帮同学们维权，之后还要联系律师，还说自己之前的号已入选知乎最有影响力账号前一百名。
在进一步地调查中，我发现几个采访对象所说的内容和他写的不符，便去询问，他说，写三个故事太麻烦了，就组合了一下，舆论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我大概能理解，只是对他此前说过的话，无论真假，都会产生怀疑。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问他此事的进展，他也不再回复了。而这个事件的稿子，尽管写出来也进行了修改，却因为一些后续发展无法发表。
之后断断续续跟过一些题，找过一些题，见识到传说中的禁令，刚刚写完就被通知发不了了，合力做的灾难稿不能上公众号的推荐，留言量寥寥，还有一起做到一半不了了之的……更多时候还是在搜集资料，一个接一个地找人，听写录音，做一些简短的采访。
找人分找特定对象的（大部分有一定知名度）和找某类群体的，前者需要通过许多曲折的途径，例如先找到关于这位的报道，找到采访过他的媒体，打电话到媒体去找这位记者，六度分隔理论在此时被最大化地应用，顺着藤蔓一点点地向目标挪近；后者就是社交媒体的天地了，知乎、微博、豆瓣，因为不擅人际关系的经营，刚开始并未从身边人找起，在数次被无视、爽约、拒绝之后才发现熟人才是你亲切的小伙伴。
部门做的是深度报道，暗暗地有个不会明说的规定：不能做本地负面新闻的深度报道。据说有时候领导开会，还会互相算算对方做了自家市多少负面新闻。时不时就有哪地的宣传部门来告。
在这样无薪无望抑郁的状态下度过了一整个夏天，生活在一种新闻的拟态环境中，看世界都是灰色的，四处鼓噪着欺诈、性侵、压迫、天灾。“那么远的热情，让我淡忘了那么近的忧伤”，到我这里，变成“那么远的痛苦，让我无法顾及那么近的愉悦”。
才开始认清自己。在此之前，放弃了时常熬夜熬过来的大学专业，重新找参考书，跨考，选修传播学的课，找传统媒体实习，在好不容易接近它的时候亢奋了一整晚，却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深陷敏感引出的情绪旋涡。
原来我的喜欢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喜欢，人们常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是“工作要找喜欢的还是高薪的”，据说最近某辩论节目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只是高薪是显而易见的，“喜欢”要怎么度量呢，如果不真的去做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是“喜欢的”，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需用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细想下来，我喜欢的是将一些物象用笔、相机记录下来的时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往往根本到不了写作的那一步，而我观察的事物也远没有新闻价值。
这大概是一次失败的实习经历，粼粼反光着我性格的缺陷。小舟还没见过大海，便想换个航向，但是不知道，之后又将驶向哪，更可能，我未必在意驶向哪，沿途的远山才是流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