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也许在人类文明史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女性权利的争取更一波三折和充满悖论感的了。人们用最美好的事物比喻女人，将最崇高的赞美留给母亲，然而现实却实在有些虚伪和荒谬，直到19世纪后半叶男女平等、女性解放这些女权主义思想才真正绽放。要知道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已经迈进工业化时代，欧美都在欢呼“文明之光的降临”，在那个极度标榜“文明”与“绅士”的时代，关于女权的问题却仍然被极度地抵制。这种历史的惯性，或者说极为顽固的观念和体制，带着文明的悖论感，一直走过整个20世纪延续到今天，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不仅仅是在介绍美国那四位赫赫有名的“距离美国总统最近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女权主义的发展流变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出来。这种展示显然是非常巧妙的，艾伦•菲茨帕特里克并未在《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中直接梳理女权运动的历史，而是非常细致地讲述了在总统竞选中遭遇阻力、阴谋与折磨的四位美国女性——维多利亚•伍德哈尔，1872年成为首位竞逐白宫的女性；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1964年成为第一位被一个重要党派提名为候选人的女性；雪莉•奇泽姆，1972年成为获得提名的首位非洲裔女性候选人，以及在2008年和2016年两次向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起冲锋的希拉里。
毫无疑问，《最高的玻璃天花板》并非只是想讲述这四位女性的故事，这一百年多年的时间跨度，正好是女权运动发展的百年，女权主义才是其真正的文本内核。而女权运动史的讲述大多习惯“自下而上”，即更多地关注普通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和群众性的各种运动，而艾伦•菲茨帕特里克则反其道而行之，她讲述的是杰出女性的代表，是耀眼的明星，是白宫和政治，颇有点儿“宏大叙事”的味道。这种角度是新颖和极具冲击力的，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在那种冲击白宫的层面上，我们仍然很遗憾地看到了镁光灯背后的“黑幕”，即便已经成为主流社会的成功典范，书中的四位女主人公仍然备受性别歧视和压迫的煎熬，这种巨大的反差感让人唏嘘不已，从而自然联想到绝大多数普通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和无数艰辛。
政治是一切诉求的终极战场，这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更是如此。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犹太民族虽然聪慧顽强且凝聚力极强，但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出现，其仍然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族权利的保障。女权主义的历史是相对漫长而复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真正在政治上实现突破，才有可能出现女性权利百年鏖战的决定性一刻。因此，艾伦•菲茨帕特里克将《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作为书名是值得深思的，这个“最高”二字从文本内容上指称明显，就是指女性要冲破权利体系食物链的最高端，去竞选总统，去执掌白宫。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学者也同样坚信，虽然女性总统的出现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变女性平权的现状，但其象征意义是极为强大的，那将开启女权主义运动的另一个全新时代。
就此而言，“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也不难理解，在这条通往最高王冠的道路上，“天花板效应”依然存在。这就很有些悖论的味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人们总是以此来敷衍女性在通向白宫王冠道路上的种种磨难，但事实却是这种由种种对女性偏见所组成的“重”，却让女性永远无法最终戴上王冠。这更是一种逻辑上的概念偷换，或者说是男权惯用的诡辩伎俩：如果女性不能争取到王冠，那是因为她们还不能承受王冠的自重。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被刻意隐藏了，那就是女性在获取王冠的时候为何要付出更多，承担更多的重量？而这才是女权主义最值得世人肯定的逻辑前提。
更重要的是，对于女权主义上述的逻辑反诘，男权主义主导的国家或者社会会采取一种虚伪而粗暴的低劣手段予以打击：一方面在桌面上大谈民主和人权，对女性表示所谓尊重，另一方面却不惜用尽各种偏见肆无忌惮地攻击女性，这一点在女性奔向政治王冠的过程中显得尤为触目惊心。《最高的玻璃天花板》对此进行了忠实的记录：
当美国第一个竞选总统的女性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1872年踏上那条通向白宫王冠的道路时，报纸歪曲其言论，将“自由性爱”的红灯强行与其捆绑，对手近乎谩骂地讽刺道：“一个怎样无耻的淫妇才会参加总统竞选？”
而参加1964年总统选举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即使有着非常优秀的从政品格和从政经历，《华盛顿邮报》的政治记者依然直接把她称为“三个不认真的候选人中的一个。”
至于希拉里更是经历了两次向白宫王冠进军的历程，然而即使到了21世纪，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等遭遇的事情仍在发生：2008年希拉里在党内竞选演讲时，一个哄场子的站起来，举着牌子，接连不断地喊着牌子上面的口号“给我熨衣服”，2016年第三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希拉里正讲着话，特朗普非常粗野地插嘴：“臭女人”，却瞬间网红，人气爆棚……
这正是《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所要表达的核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表象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赤裸裸的女性歧视市场也在不断萎缩，但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公正在以另一种新的形式笼罩四野——“玻璃天花板效应”。“玻璃天花板”最初被用于分析企业女性面临的晋升问题，如果一定要索引，早在1986年3月《华尔街日报》“企业女性”专栏便已经提出，后来经过安•莫里森于1987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打破玻璃天花板：妇女可以达到美国最大公司的顶层吗?》而广为人知。这种对于女性的不公待遇最为玄妙的地方即在“玻璃”二字上，那是貌似没有阻挡的阳光房，抬头望去蓝天白云，女性平时在开门、让座、言谈等细节处往往被所谓“绅士风度”迷惑双眼，很多职场女性甚至相信了男女平权的神话。但只有这些自强并不断上升的女性试图去拥抱那更高的天空时，她们才会发现留给自己的永远是无法打破的玻璃天花板，而在那里，她们才会发现男权社会在玻璃天花板后的伪善和残酷。
了解这一点后，也许我们对艾伦•菲茨帕特里克在《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文本逻辑上的隐含意义能够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如果将希拉里并入全书的框架，这正好与女权主义的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历史学角度的联系。按照一般通行的观点，女权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女权主义的启蒙阶段，与社会学的自由解放等概念伴生并结合，这正与书中第一位女性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的故事时间相吻合。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声势浩大，女权运动迎来发展的高峰，书中第二位女性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则在1964年成为第一位被一个重要党派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女性，而第三位女性雪莉•奇泽姆在1972年成为获得提名的首位非洲裔女性候选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希拉里在新世纪的崛起，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勃兴后的成果。
而这种历史的律动，也将女权主义经历百年蓬勃发展后遇到的困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伏波娃的《第二性》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圣经”，正是因为其深刻地看到了这种困境，伏波娃用貌似冷静的语调却不无痛心地说道：
“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和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了历史性的女人。”
如果一定要将女权主义的这种困境用最简单词汇概况，也许应该就是惯习和偏见两个方面。女权主义可以为男女平等争取到足够的战略优势，但却会面对性别差异的惯习，多年的父权制社会已经沉淀了足够厚重的“生理机制”决定“社会性别”的传统本质主义思想——既然上帝造人要分为男女两性，那么女人就不能抛开自身“相夫教子”的天职。这貌似完美而神圣的惯习让那些冲向白宫王冠的女性狼狈不堪且深深愤怒，书中的雪莉•奇泽姆在竞选中遇到的同为黑人的男性对手竟如此号召黑人社区：
“要跟着强有力的黑人，跟着战斗的象征，雄性的领导人……这是我们亏欠我们的孩子的，我们要给孩子一个黑人男性的榜样，而这恰恰是法默（雪莉的竞选对手）才能提供的。”
这种惯习必然连带产生更多的偏见，这些偏见将对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禁锢。纵然玛格丽特•雪莉•史密斯在二战中对于战争、海军、军费等各类问题表现得极为阳刚和强硬，但这样一位在国会山有口皆碑的女性却仍然无法逃脱偏见的魔咒。党内初选的对手马歇尔非常能利用这种偏见的优势，他警告国民把国家安全的赌注押在缅因州一个女代表身上，风险很大，“这不是耍耍小手腕或者绽出一个微笑可以解决的”。
这种偏见实际上正是男权制社会维护“最高玻璃天花板”屡试不爽的利器：无限夸大男人和女人固有的性别差异，强调前者的力量、进取、勇敢和冷静，男人是天生的战士和军事指挥家，加剧人们对女性担任三军总司令（或者其他各类大型企业、社会组织等）能力的质疑。也正是在这样的恶意中，在希拉里等人试图冲破“最高玻璃天花板”时，其竞争对手会极尽诛心之能事，充分利用人们对于女性温柔、善良、隐忍、与世无争等固有印象，将那些挑战男权制社会最后阵地的女人描述为虚伪、虚荣、狡诈、野心勃勃的心机婊，而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招数非常有效。
甚至对于女权主义本身，男权制社会也能轻松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抹黑。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是不愿意说女权主义这个词组的，虽然她们明白女权主义的“权”不是“权力”的权而是“权利”的“权”，但她们仍然会选择更加低调的“女性主义”来代替女权主义的意思。这种观念和心理上的怯场，实际上正是女权主义发展困境最突出的表现，男权制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惯习和偏见，不但造就了大量得意洋洋、自以为是的大男子主义者，更造就了无数即使在事业上充满干劲儿，但在内心深处仍然谨小慎微、甚至不自信的女性，也许这种状况正是女权主义同样要面对的“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伏波娃诚不我欺。
艾伦•菲茨帕特里克在《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成书的时候，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选战还未结束，所以她给自己的书这样留白：“这次希拉里会不会刷新总统选举的结果？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遗憾的是，这一次女性冲击“最高玻璃天花板”的尝试仍然最终失败，人们选择将白宫的王冠给予了性格和内涵距离王者形象颇远的特朗普。诚然，希拉里也有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她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性，但正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朱棣部分深入讨论过的问题一样，“好人和好皇帝完全是两个概念”，王冠悖论再次在女性身上应验，双重标准依然横亘在女性冲击“最高玻璃天花板”的必经之路上。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女权主义在新的世纪给所有女性创造了足够的留白。超过百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终于让很多女性认识到男权制社会给女性设置的种种“玻璃天花板”，因此女权主义目前正在一条更加理性和科学的道路上发展，剑锋直指男权制社会最引以为豪的“两性差异”这一理论和逻辑前提。我们暂且搁置对希拉里本人的评价，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其对女性冲击男权制社会禁锢的认识显然承载着女权主义的这种进步和留白。我们能从希拉里的言论中清晰地感受到女权主义思想在这种留白中的发展，2008年当奥巴马最终得到民主党的正式提名时，希拉里在败选演讲中的话让世人印象深刻：
“虽然我们这次无法打破那最高、最硬的玻璃天花板，感谢你们，这个天花板上已经有了1800万道裂缝（希拉里当年获得的选票数量）。”
而时隔八年后的2016年，还在两党预选阶段，《US》杂志专访希拉里，其中一个问题是：“成为第一位女总统对你将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相信这会给女性带来改变？”希拉里回答说她愿意一生都为女性问题而奋斗，并且为此自豪，但是：
“我不想要人们因为我是女人而投票给我——我想要他们基于我的价值而投票给我，而我相信我的价值之一，就是我是一个女人。”
希拉里在2016年的败选演讲中坚信，总会有一天，有个人，可以打破她没能打破的玻璃天花板，并专门对“小女孩们”说：
“永远都不要质疑你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你配得上每一个帮助你追逐和实现梦想的机会。”
在2002年，书中第三位主人公雪莉•奇泽姆在离自己去世不到三年的时候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在被问起她想要以何种姿态被记入历史时，雪莉说：“不要作为第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黑人女性”，而是作为“一位生活在20世纪，勇敢地要做自己的女性”。
是的，不管是耀眼王冠背后的荒唐悖论，还是玻璃天花板虚伪恶意的惯习和偏见，这些都不能阻挡女性自我解放、争取权利的脚步。女人，你的名字绝不是弱者，请勇敢而坦然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追逐自己的梦想，因为你就是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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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刊2017-09-12《澎湃新闻》书评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