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 语言直如圣器，话语分析真如金钥

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研究发生“语言学转向”，影响及研究方式和叙事方式也发生一系列改变。文学史、文论史乃至美学史研究，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潮流。传统文论范畴研究局限于字义疏证，新的理论与方法将为之开辟出更广大深远的新境界。     一直以为，中国古代文论自体性的获得是通过文论范畴研究实现的。这不仅因为范畴是对古人支离殊散的创作经验的归纳，还因为它以感性经验为对象，以辩证思维为方法，最大程度地用一种纯净化的逻辑形式，指向深层次史论结合的必须和必然。至于其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本领域研究新的增长点，许多人认为是得益于张岱年为代表的中哲史研究的启发。其实，今天看来，陈寅恪将字义考辨纳入文化史研究，早已导夫先路。1936年，沈兼士写成《‘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寄他指正，他答以“依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