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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里的时代侧影

很老很老的猫  · 简书  ·  · 2018-03-28 13:01

1957年6月26日,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给《文汇报》写了一封信,《文汇报》全文刊登:

(本报讯)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写信给本报,表示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来信原文如下:

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返家。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作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的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进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储望英(6,26)

这是一个儿子在特殊时代里,写给父亲的信,是迫于时局?是明哲保身?还是真的要与父亲划清界限?恐已很难分辨其真实的起意。

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 小引》中说过,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中受冤枉、挨批斗的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会议室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积极参与。也有一种人,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于心,也无愧于心。

储望英出于何种原因,写了这封信,如今已没有必要从他的身上去追究,尽管这封信对于储安平后来的“自绝于人民”应该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任何一个父亲看见这样的一封信,恐怕无法做到不心痛,不绝望,但仍大可不必把矛头指向他的儿子,他的余生,恐怕要在追悔与愧疚里渡过了,我们要反思的,是一个逼着父子成仇、夫妻反目,邻里相互揭发告密的时代,在那里,我们被迫丢弃最最起码的人伦道德,出卖背叛最值得珍贵的情感,从此,这个民族几千年集聚的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已是孤帆远影,中国人一步步变成今天面目狰狞可憎的样子,逝者犹可追忆,而那些一路丢掉了的东西,不知道还能否找得回来,甚至,我们都不敢确定是否已经走在去寻回的路上⋯⋯

注: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近代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反右运动爆发后储安平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文革爆发后遭到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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