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王荣生教授对中外语文教材的比较研究中，对具有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概念，即“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容“和”语文教学内容“进行了划分和辨正，并对近百年来我国语文教材问题的思考路向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尤其是对一向笼统的范文系统做出了新的鉴别，区分出“定篇”、“样本”、“例文”和“用件”四种选文类型，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文体划分选文类型的习惯思维，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认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我们的教材向来以“文选型“为主流，语文教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便落实为”选文“问题的讨论。而讨论”选文“问题，必须确认“选文”的类型及不同类型的功能。
陈启天在《中国的国文教学》中将选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生需要精读深究的文质兼美的文章，叫“模范文”；第二类是反映社会、政治、人生重大问题的文章，叫“问题文”；第三类是学生自修的教材，教“自修文”。这是从教学的角度进行分类的，不同类型的选文，需要有相应的教学程序。
王荣生教授从语文教材编撰的角度来探讨“选文”类型，把选文大致分为了四种类型，即定篇”、“样本”、“例文”和“用件”。
1.定篇
“定篇”指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必学的篇目。从我国的语文发展史来看，自现代以来，对“定篇“”问题做过较深入思考的是朱自清，他是从文言作品学习的角度来思考“定篇”问题的，他强调文言作品的学习：“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朱自清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同时强调指出：“文言文的诵读，该只是了解和欣赏而止。”
朱自清老先生的这番见解可以从古文扩大为经典，甚至“定篇”。王荣生教授认为，对我国的中学生而言，鲁迅的作品应该享有“定篇”的待遇，也就是无论何种中学语文教材，都必须包含鲁迅的若干作品。
掌握以“定篇”身份进入语文教材的世界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文学作品，其本身就是语文课程的目的之一，就是语文“课程内容”的一大项目。
关于定篇内容的发生学，泰勒曾这样说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编制文学领域的课程时，第一步，可以是选择看来能为学生提供各种新经验的文学作品，然后再考虑从阅读这些重要的教材中，对学生来说能学到什么”。这样看来在“定篇”的情况下，第一步的工作也不是确定目标，而是先选择课程内容，即选文，课程目标则源于这一特定诗文的本身。也就是说，从进入教材的方式看，作为“定篇”的“选文”，是直接原汁原味地搬进，并且成为该部分教材其他内容的环绕中心；“熟知经典”、“了解和欣赏”作品，本身就是目的，而环绕着该“选文”的所有教材内容，都服务于“了解与欣赏”的目的。
其次，课程内容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诗文本身，而最终落实为“理想的读着”对该诗文“权威的阐释”——在我国的语文教材，表现为注释、助读（导读或提示、旁批或点评）文字，尤其是课后练习题的指令。也就是说课程的内容，既不是学生对这一“定篇”的感知，也不是教师对这一定篇的理解，而是文化、文学等专门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权威解说。
2.定篇的功能
定篇的功能就是“彻底、清晰、明确的领会”作品。王荣生教授列举了俄罗斯教材的一个小节，进行了例证和说明。该教材的这一章节是以“定篇”的方式来处理克雷洛夫寓言的。该章节一共分为六部分：提供作者及主要作品创作史的背景，克雷洛夫寓言是本节学习的主体课文，课后的练习则分别从寓言的理解要点、寓言与戏剧的相似点等方面指导学生阅读并表演，使学生彻底地领会作品切实地感受到克雷洛夫寓言的魅力。然后尝试写寓言的一套练习，从童话与寓言，托尔斯泰与克雷洛夫的寓言以及他们与伊索寓言的比较中，引导学生“彻底、清晰、明确的领会”克雷洛夫的寓言，最后的音乐会课和竞赛课设计，则能使学生对克雷洛夫寓言的“了解和欣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节较为集中、完整的定篇类型的教材设计，体现了定篇的功能和功能发挥方式。
在尝试练习这个环节，学生是在彻底把握寓言语体特征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从“在你所写的寓言中有没有事件的发展？有没有比喻？在对话中有没有表现出主人公的企图和性格？有没有寓意？这一寓意与所写的寓言是否吻合？”等五个方面具体地指导学生改善自己的作品。这样一节课的设计目标明确、层层递进，且充分发挥了定篇的功能和功能发挥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