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8日11点过后，弗吉尼亚·伍尔夫拿起手杖匆匆离家。她来到河边，把手杖放在一旁，往大衣里兜了一块大石头，然后走入河中，走入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她“永远不会描述的经历”之中。
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死亡事件之一，在无数作品里被或虚或实地反复讲述。但这其中仍旧留下了不能被破解的空白：是什么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决定顺从于死亡的召唤？是精神顽疾、战争，抑或黑暗的预感？ 迈克尔·坎宁安在他荣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时时刻刻》中，将伍尔夫的最终选择与她写于1923至1925年间的作品《达洛卫夫人》联系在了一起。其实，《时时刻刻》（The Hours）这个名字也是坎宁安“窃取”的，它曾是《达洛卫夫人》的早期书名，包含着伍尔夫一以贯之的创作野心，以瞬间容纳永恒，以一部包罗万象之书承载世间的时时刻刻。
构思《达洛卫夫人》的初期，伍尔夫刚刚从糟糕的精神状态中缓慢恢复，她住在郊外，远离社交生活，伦敦的舞会、晚宴在她看来有着无穷的魅力。除了火上烹油的热闹，参加舞会和晚宴对一位小说家还隐藏着别样的趣味。宴会上的每个人都有无数种意识状态，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舞会意识”“服装意识”，这是伍尔夫新近热衷的课题。她在日记里写道：“在那儿（社交场合），人们躲在外壳后面，这种外壳把他们连在一起……”
如果对宴会上的人们细加观察，就会产生更多的好奇和疑问。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是否向他人隐藏了什么？顺藤摸瓜，事情变得复杂而有趣。这种乐趣大概促使伍尔夫产生了把一些人物编排在一本小说里的构想。她甚至独创了一套写作手法，在日记里称其为“开凿洞穴”；她在人物背后挖掘“洞穴”，挖出他们隐秘的过往，也在不同人物之间挖出相连的洞穴，让他们彼此的生命中有了他人遥远的回声。
与其说她是在写小说，不如说她是在忙着制造她极度感兴趣的那种生活的微缩模型。伦敦对于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仍旧遥不可及，或许可以制作一个微缩版本暗暗把玩。她早先的构想是写一部由六七个情景连缀在一起的小书。一个名叫克拉丽莎·达洛卫的女人浮现在她脑际。她认识这个女人，她曾经在她的作品《远航》当中露过面。她不喜欢这个社交界的宠儿，只想把她作为无足重轻的线索人物。不过，在漫长的构思过程中，伍尔夫和克拉丽莎熟稔起来，克拉丽莎身处的世界忠实地倒映着伍尔夫热切关注的现实生活，那里有宴会和考究的服饰，有孤独的男男女女，有世俗欲望和精神生活对垒所引发的焦灼，有死亡还是遗忘的两难选择。
伍尔夫相信一次宴会能放得下人类整体存在的维度，她也觊觎着能够在纸上创造一个小世界，以有限包容无限的生命本质。这就意味着她要找到一种新型的写作方式，不再遵循时间、伦理、故事的起承转合。创作《达洛卫夫人》期间，伍尔夫曾与法国画家雅克·拉弗拉通信，画家在信里写到，他认为文学创作最大的难题是作者受限于文本的线性本质——即人在某一时刻只能写（或读）一件事。相较而言，一幅绘画却可以展现同时性（simultaneity）。比方说吧，一幅画可以完整地表达一个小石头丢入池塘后那一瞬的情景：”在空中，水花会朝所有方向溅起，在水面下，水波会一波接一波地传向黑暗的、被遗忘的角落……”但在文字创造的时空中，万事万物的发生都要遵循叙述的线形逻辑，无论“顺序”“倒叙”或是”插叙“，都只能以一对一的关联来呈现事态的运行，不可能把多组人物和事物间彼此辐射的网状联系平行地囊括在一个瞬间里。
他不知道伍尔夫正这方面进行突破性的尝试，她想在《达洛卫夫人》的文本中捕捉每一粒时间因子里包蕴的繁杂辐射网络，让它无限趋近于真实。在小说的一开头，克拉丽莎·达洛卫走在六月伦敦的街头，“心灵摄取了层出不穷的印象——琐细的、奇幻的、稍纵即逝的、或锐利如钢，铭刻在内心”（《小说的艺术：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瞿世镜译）。街上正在发生的种种小事和她的纷繁思绪并行不悖，相互穿插，而克拉丽莎的当下中，也贯穿着她的过去和历史，它们是与当下此刻共同存在的一种深层的真实，基于此，现实和意识，过去和现在被同时呈现，而那些在卡拉丽莎意识边缘浮动的人们、活跃地骚动着的六月的伦敦则为小说凝固住的瞬间拼接了广阔的全景与嘈杂的细节。
跳出传统的线性逻辑，以辐射状的发散联系取而代之，使得作家的写作不再限于讲述故事，或是某个人一生的梗概。他们需要做的是事无巨细地在作品里复刻完整的世界。这让人不由联想起那篇名为《两个旅行家》的格林童话：国王要求一个可怜的小裁缝为他们所置身的皇宫制作一个微缩模型，一切都要一模一样，“包括里外的任何物件，无论是活动的还是固定的都不得有丝毫失误”。蜜蜂替小裁缝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们爬遍了皇宫各个犄角旮旯，非常仔细地查看了每个物件，然后用蜂蜡分毫不差地建筑了一座散发着蜂蜜味儿的微缩模型。这个故事简直是关于写作的寓言，我们可以想象，伍尔夫在创作《达洛卫夫人》的时候，就施展了蜜蜂的魔法。她往返于真实与自己所构建的那个小世界之间，亲身在虚构的世界模型里穿梭，不断逡巡查验。
1923年，伍尔夫在《日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名叫《达洛卫夫人在邦德街》（Mrs Dalloway in Bond Street,以下简称《邦德街》）。这是达洛卫夫人的世界首次向世人展现其冰山一角。今天的读者看过它之后想必要大吃一惊，它是如何开头的呢——“达洛卫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手套”！是的， 《达洛卫夫人》著名的开篇第一句话（“达洛卫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就是它的翻版。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伍尔夫的一些短篇小说其实是长篇小说的前期试验品，《邦德街》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达洛卫夫人》开篇部分的雏形，两个文本的相似度极高。因此，这篇小说历来不受重视。是的，就算我们知道克拉丽莎在买鲜花之前其实还买过一次手套，这又能怎样呢？话说回来， “二战”期间英国情报部门曾经根据德军前后两份密钥相同、内容只有微小差异的加密电报破解了德军最精密的密码机的工作原理，我们也可以根据伍尔夫这两份内容及其近似的作品进行类似的破解，以窥探她写作的秘密。
在写作《邦德街》时，想必伍尔夫对克拉丽莎的历史挖掘工作尚在半途中，她不清楚这个女人曾经有个名叫彼得的恋人，当她计划在《邦德街》里展示克拉丽莎这个角色的生命维度时，便请来了她的父亲客串出场。于是克拉丽莎行走在六月的伦敦街道，脑子里出现了自己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家族，而不是少女时代站在花椰菜地里的恋人。事实上，对克拉丽莎施加影响的男性角色是早期文本向最终文本过度时最大的变数。她丈夫的名字改变了（这对一个敏感的作者来说可能意味着外貌、性格甚至人生经历和成就的改变），一个代表她生命中私密而纵深的历史的恋人彼得出现了，而另一个人，一个作为对位和克拉丽莎代表生死两极、世俗和精神两种境地的“疯子”也在最终的文本里现身，替克拉丽莎分担了死亡。
在两个文本中，克拉丽莎去邦德街的购物路线也有些微的差别，我们可以去猜测，伍尔夫应该是在脑中无数次地行走过这趟路线（我甚至倾向于她特意去实地走过很多回），这路线经过修正，变得更加精确，以便承载下克拉丽莎更多的思绪，让她的目光摄取更丰富的意象。有趣的是，某些变化的痕迹仍旧被保存于文本中。在《达洛卫夫人》第一部分里，打算买鲜花的克拉丽莎仍旧路过了卖手套的店铺，在一闪念中她想到了珍珠手套，想到了过往的生活，却没有推门进去。
这一切暗示了什么呢？当达洛卫夫人出现在伍尔夫笔尖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在伍尔夫营造的一个私密世界中活动了许久。对她的书写，也是对那个秘密的模拟世界的谦逊展示。
伍尔夫并没有因为把目光聚焦在达洛卫夫人身上，而忘记了早先成为她写作动因的那些男男女女。在她的构思里，他们于那个微缩世界里都有自己的位置。在克拉丽莎四下活动的同时，这些被安排在暗处的人物不可能是静止的。尽管追光没有投射到他们的身上，他们仍旧按照自己的轨迹和主角共同行动。《达洛卫夫人》中，我们看不到他们，不过他们的身影被作家以另外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1944年，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整理出版了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间闹鬼的屋子及其他故事》，其中收录了四个故事：《爱同类者》（The Man Who Loved His Kind）、《合与分》（Together and Apart）、《新装》（The New Dress）、《言而总之》（A Summing Up）。 它们都是伍尔夫零散创作于1923年至1927年间的，用当今的话来说，都是《达洛卫夫人》的番外篇。
此后，一位名叫Stella Mcnichol的学者在研究伍尔夫的手稿时，又发现了两篇此前未发表的作品：《引荐》（The Introduction）和《先人》（Ancestors）。它们讲述的也是在达洛卫夫人的宴会上发生的事件。这引起了Stella Mcnichol的兴趣。显然，在伍尔夫的心里，《达洛卫夫人》完结了，但宴会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27年，伍尔夫仍旧在描述那次晚宴上的故事。Stella Mcnichol索性把前面提到的那五篇小说（包括《邦德街》）和这两篇从未刊行过的小说按照故事的发生顺序加以排列，结成了一个集子，起名叫Mrs Dalloway’s Party（《达洛卫夫人的宴会》），并在1973年出版。
这部集子的出版也是伍尔夫作品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考虑到伍尔夫一生创作的短篇小说也不过50多篇，由《达洛卫夫人》衍生出的七部小说可以说占据了她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学者把它们单独视作伍尔夫的一个小说创作阶段来看。 它们聚合在一起，忠实地保留了伍尔夫最初对《达洛卫夫人》的构想——写六到七个短篇，达洛卫夫人只作为穿针引线的背景人物连缀起彼此分离的故事：
首篇《邦德街》即《达洛卫夫人》故事的缘起，也是晚宴的前奏。以后所有故事都从这里生发出来。
后面四篇小说《爱同类者》《合与分》《引荐》和《先人》，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写作手法都非常相似。总是有一男一女两位主角经由达洛卫夫人的介绍认识了，因此不得不在晚宴上短暂地彼此作伴。他们的交谈和试探中充满了误解、迷惑、愤怒和自怜，这最终把他们的关系引向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
第六篇小说《新装》的核心是梅布尔小姐穿着新装出席达洛卫夫人的晚宴这个事件。梅布尔生活窘迫，为了节省又不丢面子，置办了一件黄色的老式礼服裙。她本想穿着这条裙子展现“旧时美人”的复古风采，却发觉宴会上的所有人都透过她的裙子看透了她奋力掩饰的潦倒和困窘。
第七篇《言而总之》又回到了一男一女的双人模式。此时宴会走向尾声，一对男女溜到花园里眺望宅邸和街景。他们的交流并没有沿袭充满误解的错误套路，莱瑟姆夫人透过普里查德先生笨拙的言语、滑稽的外貌看到了他温和、平稳的内心，基于此，她在某个刹那间感受到了对于人类同类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嘈杂纷繁的声音、势利的猜测与疲惫的独白至此走向合流，融汇在一起，达到了某种超越了阶层与性别的和解。
Mrs Dalloway’s Party 封面（Harcourt，2003）
围绕《达洛卫夫人》和这几篇衍生作品的创作历程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想想看，写作中的伍尔夫假装于现实中在场，其实却潜行在被她秘密怀抱的那个微缩世界里，它无限近似真实。她把自己对人际交往的渴望和恐惧，隐秘而难以启齿的理解都灌注在其中，让它比真更真。更完美的是，那个世界依她的心意催动，她需要以严谨、公正和无情来撰写人人需要恪守的法则。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她的眼光拂拭，即便只是远景中闪动的衣袂。如今我们只能猜测，更多的故事、情绪和人物被她藏在永远的阴影之中，我们没有机会感知其存在。
达洛卫夫人的宴会就像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尽管我们唯一知道贯穿宴会的路径是克拉丽莎和“疯子”塞普蒂莫斯的意识流动，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路径、其他人的意识流动，只有伍尔夫自己探索过、穿行过。这也是《达洛卫夫人》的现代性所在，以无限的耐心和细致去制造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世界，以每一个瞬间、每一次意识流动、每一个情景在眼前的滑动作为一个复杂而包罗万象的拼图的拼板，让虚构成为创造与再现真实的手段。伍尔夫相信相信，只要每一块拼板都齐全、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上，真实世界的图景是可以被人类再造的。
在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里，生活于20世纪末的克拉丽莎穿行在纽约的街头，外界的影像倒映在她意识的深处，也成为她个人历史和思考的镜像，一如大半个世纪之前，20世纪初的克拉丽莎漫步伦敦时的心头图景。常识告诉我们，外部世界是极大的，其大乃是个人所不能穷近的；但意识告诉我们，世界其实很小，它们在每个飘瞥难留的瞬间之中，只是我们极其私密的心象。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书评》旗下公众号“纸城”，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