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不仅是2019年的年终，还是整个2010年代的结束。
新近加入枪稿的年轻作者“现代机器”，一连为此写了三篇雄文，每一篇都在叩问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
严肃而沉重，值得吾辈思忖。
——如此跨年，不亦快哉？
工人阶级有力量，但工人阶级哪儿去了？
文|现代机器
策划&编辑|徐元
作者简介：电影资料馆的研究生，崇拜感性的理性人，逻辑完全不自恰的精神分裂者。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城吗？
如果科比是个中国人，那么当他凌晨去往训练馆时，也许会注意到，在清冷宽阔的大街上，不只有寒风呼啸而过，还有骑着电瓶车飞驰而过的快递员和代驾司机。
不止他们，还有清洁工、维修工、建筑工……工人阶级无处不在，但他们却又像透明人一样，似乎并不存在。
说他们无处不在，是因为他们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石；说他们不存在，是因为他们的身影没人在意，人人视若无睹。
如果对这种忽视还没有真切的体会，不妨回忆一下这些年来我们看过的中国电影——我们有多久没在银幕上看到工人和他们的故事了？
刚刚过去的十年，正是劳动者在中国电影中彻底隐身的十年。
拍过《甜蜜蜜》的陈可辛执导了《中国合伙人》，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90年代，李翘（张曼玉）黎小军（黎明）所代表的，还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劳动者，到了新世纪10年代，故事的主角就变成了名牌大学毕业的创业家了。
是的，如今的大众偶像是马云和任正非，早不是雷锋和王进喜了。
与《中国合伙人》同年，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问世，时尚大片式的影像成为国产电影的主流。
接过郭敬明接力棒的是开心麻花，无论是穿越时空的《夏洛特烦恼》还是假办婚礼的《李茶的姑妈》，亦或是天掉馅饼的《西虹市首富》，小人物都机械降神般跻身有钱人的领域。三部电影看似在说有钱难买幸福，实际上都是替普罗大众完成拜金意淫。
青春片里的暗线也仍是成功学那一套：在《后来的我们》里，刘若英用一组蒙太奇来表现见清（井柏然）屌丝逆袭的过程，他因游戏大卖突然有钱，说明了小晓（周冬雨）当年离开他是错的。今年的《大约在冬季》，安然（马思纯）和齐啸（霍建华）权力地位多次互换，背后的那根线始终是钱。
类型重复制造表示它们始终有效，这说明在绝大部分观众认知里，有钱人的故事，才是有意思的故事。
2
知乎上曾有一个热度很高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中国强大了」”。回答者纷纷表示中国的基建多么完善、物流有多么发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基层劳动者的努力。
但是这些劳动者的故事，始终无法成为中国影视的创作题材。
是他们的人生缺乏戏剧性吗？当然不是。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边，劳动者的故事恰恰是电影的热门素材。
好莱坞那边，从《骡子》到《海边的曼彻斯特》，从《利刃出鞘》到《月光男孩》，主人公都不是有钱人、都要出卖自己的体力，他们的职业被忠实地呈现，并且成为故事之所以成立的支点。
《利刃出鞘》的女主角是富豪老爷子的护工，她的拉美裔身份影射了川普当局的政治立场。
近年的日本电影，甚至涌现了一波描述工人阶级的新浪潮。典型代表作是《夜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男主角慎二（池松壮亮）是建筑工地的搬砖工人。围绕他和工友们的生活，电影建立了一个活生生（或者无妨说是血淋淋的）的工人阶级空间。房租、手机费、燃气费、水电费……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在对一张张缴费清单的计算中，人们惶惶度日。
白天他们是东奥会建筑工地上的体力劳动者，要忍受身体的受伤和工头的羞辱，甚至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到了晚上，他们在出租屋里喝酒喧闹，在极度的空虚中挥洒掉被资本、被城市欺压的委屈。
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是日本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日剧和日影常常关注工人阶级，他们为生计奔波，为爱情流泪，和屏幕外的普通观众没什么区别。《夜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中的男主角就是一位建筑工人。
近年来日本电影里最受瞩目的影片，大多与此同类，如《第三度嫌疑人》《恋人们》《小偷家族》《你的鸟儿会唱歌》《在蓝色时分飞翔》……
体力劳动者的生活也是当代欧洲电影的创作源泉。阿涅斯·瓦尔达的《脸庞，村庄》中，邮差、石油工人和农民的巨大照片，被张贴在工厂、码头与巨塔上，那一座座建筑物静默伟大，不但是城市的标志，更是一首首劳动者的赞歌。
在肯·洛奇的新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里，一个贫贱的工人家庭被效率至上的城市规则摧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道统，仍在最初的诞生地发扬光大。
当然，最高光的时刻是《寄生虫》和《小丑》，它们先后获得最权威的戛纳金棕榈和威尼斯金狮奖，几乎是在宣告，2019是电影“无产阶级革命”的丰收年。
《寄生虫》和《小丑》都在证明资本主义“一天天坏下去”，而“一天天好起来”的我们，也正在大银幕上呈现着。
3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上一部引起关注的工人电影是什么？大概是张猛的《钢的琴》。
现在想来，这部电影颇具象征意味，它描述了东北的产业工人如何在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中下岗、迷失。陈桂林（王千源）他们的倔强，在滚滚向前的社会进程中无足轻重。当影片中象征着工厂的白塔轰然倒塌，工人们只能远远观望，无能为力。
刚好在《钢的琴》之后，工人阶级也在中国银幕上倒塌了，从此他们被掩埋，被遮蔽。
我们的三观经历了剧变：“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这类的口号，早就积上了厚厚的历史灰尘，即便官方媒介大力褒扬新的工人代表如郭明义，可是他完全无力成为王进喜那样的全民偶像。
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变迁。在今年这个“史上最强国庆档”的三部大片中，除了宁浩短片中的北京的哥“张北京”（葛优）还可算是工人阶级一份子，其他三部影片中剩下的主要角色，要么是军人、公务员、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运动员、要么是飞行员、要么是摄影师……一言以蔽之，都是精英、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即便是官方意识形态加持的创作，即便是主旋律，都有意无意忽略掉了普通劳动者，很难想象，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什么被见证和被诉说的途径。
我们影像的历史书写早已问题重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银幕上的故事是假故事，它们恰恰是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是集体无意识的表露。
而可怕之处也正在这里，它们是被选择的真相，是建立在遮蔽、忽略之上的局部真相。
4
电影是社会之镜，而这镜中，没有工人。
今年正好是“五四”一百周年，说到“五四”，往往这样表达：“伟大的五四，将工人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建国之后，我们这样说：“工人阶级翻身做了主人，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口号很性感，现实很残酷。
是什么力量让我国的“领导阶级”离开了大众视野？
“人心不古，拜金至上”，当然是问题的根本，全体国民都在崇信成功学，财富成为一切人和事的度量衡。“无产阶级”既然无恒产，自然没人关心，连三峡好人他们自己，也一点不想看讲述自己的电影。
但耐人寻味的，比起我们仍旧时有出产的农村题材，工人的消失显得更为彻底更为干脆，仿佛他们变成了某种不可接触的“贱民”，而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更为后现代的原因。
今年年中，社会学者、牛津大学教授项飚做客《十三邀》，说到一个关键词——“附近的消失”。
他的所谓“附近”，是指人类居所或工作的周围环境。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在引之以为傲的中国，当餐饮、购物都可以叫人代劳，大家便无须熟悉周围环境，“附近”也就失去了意义。
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屏幕与屏幕之间的交流，人情社会急速蜕变成冷冰冰的规则社会。规则要求精密化，所以大家对时间极度敏感，总有人会因为外卖迟到了五分钟而大发雷霆，对很多人来说，快递员就是一台不该出错的送餐机器。
就连献礼巨作《我和我的祖国》中，只有的哥张北京勉强算是工人阶级。
要么关注宏大的世界，要么关注自我的内心，项飚认为在这两个极点，人们不再保留对中间社会的敏锐感受力。当大家对“附近”失去了身体上的体察，那就一定不会感受到劳动者的真切存在。在我们的眼里，劳动者就像钢筋水泥一般，是城市的硬件设施，却不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相反，农村、农民，始终还是中国人骨子里乡愁所系。华农兄弟烹饪竹鼠系列视频走红、淘宝“苹果滞销”哭脸大爷成为网红表情包，都是这种斩不断的纽带的最好证明。而“无产者”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其实只是一种历史不够悠久，难以辨识分类，又让人无所适从的存在。
何况，“工人”又始终带有某种社会不安定、群体性事件因素，在维稳成为根本大局的今天，他们更加成了不可言说的东西，所以，他们从大银幕和小荧屏上纷纷消失，不仅因为不值一说、无话可说，而且还在于不敢说、不能说。
工人形象在银幕上消失了，可是只要影片涉及到近几十年的当代史，工厂和工人又是绕不开的，比如呈现了一个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悲欢离合的《地久天长》。
5
在今天，从新闻到影视，传媒机器所展示的世界仿佛一个光滑的平面，人人富裕、和和美美。
可是真正的社会，却是沟壑丛生的大地，那些沟壑是手机屏幕无法展示的工厂与村落，在那里被遮蔽的，是托起这个光滑平面的万千底层劳动者。
他们永不会过去，也不该被忘记。
排版|透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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