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释法 | 渎职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时间是否等于发现时间？——滥用职权罪追诉时效认定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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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傅庆涛 杨烨 问题的提出 案例： 2011年9月25日，G县某重点工程承建人W某为解决施工、劳资问题，雇佣Z某纠集一百多名社会人员追打工地民工，致6人受伤。G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以C某为组长的专案组，对W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并予以刑事拘留。后因W某不符合逮捕条件，经C某召开公安局长会议研究决定，将对W某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并要求刑侦部门继续侦查。2012年6月，W某被解除监视居住强制措施。2013年3月，C某从G县离任。 G县公安局作出会议决定后，刑侦部门并未执行继续侦查的决定，W某也未再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Z某在其他区县先后作案十余起，2022年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追究刑事责任。2023年，检察机关对C某提起公诉，认为C某违法决定对W某监视居住，阻拦该案继续侦查，最终致使以Z某为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