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妇女，是女性主义阵营中一个比较敏感的存在。
她们没有独立收入，受教育程度一般也不高。由于在家庭经济中完全依附丈夫，家庭妇女面临家暴、强迫生育或婚内强奸等问题的可能性更高，但掌握的维权途径少，处理家庭问题后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可以说，她们正是需要女性主义保护的人群之一。
与此同时，家庭妇女作为女性，却并不能实现女性主义的某些关键诉求。女性主义倡导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可能与职业地位，特别是在诸如政治、艺术、法律等掌握更多社会话语权的行业中提高女性地位。对此，家庭妇女的参与度十分有限。
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现实情况下，关于家庭妇女的生存境况必定是女性主义者绕不开的话题。今天，时间君就来和大家谈谈家庭妇女。
为什么女人就爱为难女人？
杨丽萍一事，相信大家都已经基本了解了。
杨丽萍一条视频下的评论获得了最高赞，评论内容的中心思想，是女人就应该生孩子。
随后，明星戚薇、李若彤和陈数等人，也对此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女性的价值，肯定不能用是否生育去衡量。
但是，从她们的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字：定义。一位女性，究竟选择过怎样的生活，才是应当的、好的、有意义的。
在倡导女性发挥社会价值与大量家庭妇女存在的当下，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而此问题不仅在当代引发了争论。自女权主义发展以来，对此的讨论就不曾停止。在这些争论里，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中的矛盾最为典型。
轰轰烈烈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相反，许多女权主义之前取得的成果在此次运动中化为灰烬。但这场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不甚成功的运动，却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此次运动的“失败”，与一位女政治家领导下家庭主妇们掀起的反女权运动，有密切关系。
这场女人与女人的对抗，后被改编成美剧《美国夫人》。此剧豆瓣评分9.2，由“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饰演这场反女权运动的灵魂人物：菲利斯·斯加拉弗利。
这部剧的焦点、以及由菲利斯领导的这场反女权运动的焦点之一，正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极力想要获得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
ERA是一项美国宪法修正案，由美国的“全国妇女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全美所有男女都将拥有平等权，全国任何地方都将受此法律约束”。
这项致力于消除当时妇女在各个方面受到的歧视，消除法律上的性别归类，让男女在各个领域享受平等权利的修正案，遭到了其他妇女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反对与阻挠，以至于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因为，ERA提出取消性别差别，并主张男女在各个方面公平竞争，这就意味着美国大多数州已有的旨在保护妇女权利和权益的法律，如女工最低工资法、女工最长工作时间法和女工体力劳动工作法等自然失去效用。
同时，菲利斯重点动员的家庭主妇，在抵制ERA运动的成功中“功不可没”。
在《美国夫人》中，家庭主妇通过送面包的方式，拉拢有投票权的人反对ERA。
为什么家庭主妇会团结起来反对ERA？因为菲利斯称，这项法案，将给家庭主妇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冲击。
在当时的美国，女性、特别是中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于男性来说仍处于劣势，在社会竞争中，她们可以说已经输在了起跑线，即使与男性公平竞争，突然走入社会的女性也难以获胜。
对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和技能的家庭妇女，ERA法案一旦通过，就意味着她们失去了被丈夫供养的合理性；其次，对于离婚的单身母亲，ERA可能会使她们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子女抚养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她们将不得不承担独自抚养孩子的风险。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当时的美国是犹太-基督教国家，宗教观念在众多教徒中根深蒂固，在缺乏对那些关于性别分工和性别地位明确的宗教教义的解释下，性别平等难以为宗教信仰者所接受。
菲利斯联合保守派，成功阻止了ERA的最终通过，给相对来说较为激进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带来了重创。
这些反对派女性的观点与顾虑是否有道理及其影响，我们按下不表。但这些的声音，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代家庭妇女在女性主义浪潮下将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受教育水平的问题。
部分年份中国“料理家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单位：%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刘爽、马妍在《传统与变迁:透视中国的“家庭妇女”》一文中的整理数据
上表可以部分反映家庭妇女的受教育程度。90%左右的家庭妇女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近几年这一比例可能有所下降，但是家庭妇女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现状应该仍未获得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无论是接受女性主义思想、还是真正步入社会工作，都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其次，是家庭妇女的工作可能问题。
部分年份中国女性“料理家务”者的年龄构成来源：同上图
由上表可见，家庭妇女的总体年龄较为年轻化，可以推测家庭妇女开始全职料理家务的时间较早，这也导致她们基本没有过任何工作经验和任何工作学习经历。工作经验不足，会使得她们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地位。
家庭妇女还面临着污名化。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是“没有工作，伸手要钱”的代表，因为经济地位的缺失在家庭关系中被置于从属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她们一旦选择就业，就要面对和众多女性一样、甚至甚于工作女性的对于其工作能力、生育倾向、家庭关系处理能力的审视和质疑。
同时，在女性内部，对有家庭妇女的批评、特别是有能力工作但选择家庭生活的家庭妇女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特别是后者，认为她们在“拖女权主义后腿”。
而针对家庭妇女这一批评，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似乎也有过。在《美国夫人》中，与菲利斯相抗衡的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面对家庭妇女问题时如是说：
家是女性的港湾？别骗人了
然而，领导这场反女权运动的菲利斯，本身就是一个职业女性，她在政治上开疆拓土，混得有声色。她本身对女性问题并不感兴趣，但是在对自己热衷的军事国防领域发表看法时，却总是不被重视。
但是，当她认识到女性身份，让她可以参与到在当时充满争议的ERA问题中时，她敏锐的政治嗅觉，促使她利用此事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话语权。
不仅在事业中，菲利斯在家庭生活中，也遭遇了很多不平等。她有足够的收入，却不能在买东西时自己签署信用卡；她想要参选议员，却被丈夫以避免家庭破裂为由拒绝；在性生活中，她也不能因为个人的身体感受而说不，因为她要迁就丈夫的感觉。
无论是家庭妇女的现状，还是职业女性面对家庭生活的困境，都在表明，即使在家庭生活中，女性仍然要面对重重陷阱。
首先，是一直不被重视的女性家务劳动价值。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在家庭休闲活动里面，强度不亚于工作。很多女性抱怨，带孩子出去旅游，比上班辛苦得多。但是，在很多男人看来，女人下班，做做家务、陪读、接送，都是休息，没什么好抱怨的，甚至还会因为家务不到位而责备。然而，女性之所以抱怨，恰恰是因为那些都是高强度、无休息的家庭工作导致情绪紧张，得不到适当的休息，陪伴家人的质量自然就降低。
其实，在家里相夫教子，如果没有人协助，都不止996，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都处于工作的环境和状态。这工作既包括具体的劳作，如洗衣、做饭、照料孩子或老人，又包括情感劳作，照应一家人的情绪。同样的工作，如果在社会工作中，都是有报酬和休息时间的。然而，家务劳动没有报酬，不被看见；女性在家中的情绪状况，更容易被忽视。
除此之外，家庭妇女一方面承受着因为不工作而导致的污名化，另一方面还要警惕试图将其控制在家庭生活中的教育与规训。范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有史以来有能力控制并安排自己时间的人都是地位高的男人，女人、仆人和奴隶一起完成了那些繁琐的劳动，从而让地位高的男人们能够专心考虑自己伟大的思想。
曾经有风靡一时、但又被人强烈抨击的教育女性要“顺服男人”的女德班，还有各种驾驭男人的现代交际术。这些交际术以ayawawa的言论为代表，打的是女性学的旗号，实质贩卖的是女性卑微学、女利学。ayawawa宣扬的是，第一，女人必须找个男人嫁了，生儿育女，才是人生赢家；第二，女人为了找到优质男人，就是有钱有权的男人，就要投其所好，让自己变得有市场；第三，因此，女人要愿意生孩子，做男人的大后方，给男人面子，赞美男人，崇拜男人，臣服其下，具备这样的品质，更容易赢得男人赞赏。
ayawawa的这套公式，吸引大量粉丝，尤其是恋爱受挫，婚姻失败的人。在现实中，追求性别平等的女生，往往找不到另一半。想找有责任心，分担家务、有同理心，懂得关爱的男生，实在太难了。对此，ayawawa开出的药方是，投其所好，暂时卑微几年，吊个金龟婿，成功爬上更高的阶层，牺牲点尊严而已，精明的女人就应该在丛林中这样来诱惑并捕获猎物。
将家庭主妇赶尽杀绝？
时间君想起了近藤麻理惠。
近藤从幼稚园大班起，就开始阅读主妇杂志，热爱打扫、整理、烹饪与裁缝等家事，小学六年都在享受“新娘课程”的乐趣，那时的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到国中三年级时，因阅读畅销书《丢弃的艺术》对整理产生兴趣，开始全心投入收纳整理技巧的研究之中，希望找到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整理一次就不会再变乱”的整理方法。那时的她，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家务。就连小小的肥皂，她都试图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位痴迷于家务整理的女孩，在2015年底，入选《时代》杂志的“年度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被誉为“日本收纳女王”的近藤，在关于收纳的课程、图书、访谈等方面都有着优秀的表现，可以说在事业上非常优秀。但她事业的出色，是建立在自己对家务和生活充满阳光的热爱上。即使是事业有成，她仍然把家中整理得井井有条，坚持每天为孩子做好一日三餐，并给他们足够的陪伴和爱。因为，热爱生活、从家庭生活中汲取温暖，是她所从事的事业之根本所在。
我们必须承认，身处现代的社会文化，女人更加要秉持独立自主的世界观。女人参与工作，是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基础，也是创造财富、造福社会的最好的平台。但追求事业成功的价值，个人自有定义，女性不应该做家庭的奴仆，也不能被迫成为工作的机器，对情感和生活的需求，不容忽略。
需要注意的是，在家庭生活中还要考虑儿童的参与。在面对育儿问题时，除了情感需求，更有责任问题。在家庭妇女的生活中，往往伴随着充分的母职实践——母职实践，就是母亲角色的扮演和实践过程。她们承担大多数甚至全部与孩子互动、随时提供照顾以及对孩子的成长负责的责任，在现代社会讨论中，会将在家庭主妇步入社会后的育儿责任，寄托于社会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而忽视一直缺席的父职实践，但这会导致父母角色在孩子成长中的部分缺失。
因此，面对家庭妇女与女性主义的困境时，与其苛责某一方的选择，不如改变性别文化。男人要积极承担家务，起码承担一半的内务工作；同时，要承担起父职角色、进行父职实践，改变“丧偶式育儿”的现状，让母亲能够从母职实践中抽身投入社会工作的同时，也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获得保障。
在社会层面，用人单位再多些福利，更弹性的工作时间，男人休产假协助照顾婴儿，建设女职工所需要的哺乳室，就近便利便宜的托儿所。国家再多些公共服务，如更充足的生育保险和医疗服务，更安全的婴儿食品和疫苗。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多样化的、人性化的养老院，是缓解家庭照顾的关键。
要求女人回家或者工作，都很难全面地解决女性问题。女性主义任重道远，但唯有靠着务实的对于儿童和妇女友好的文化和政策，才能缓解遇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姚桂桂.试论20世纪后期美国反女权运动[J].妇女研究论丛,2013(02):84-94+101.
[2]周晓艳. 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3]刘爽,马妍.传统与变迁:透视中国的“家庭妇女”[J].妇女研究论丛,2009(03):31-36.
[4]刘中一.角色虚化与实践固化:儿童照顾上的父职——一个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考察[J].人文杂志,2019(02):106-112.
我们生活在一个女性地位“盛况空前”的时代，女性在职场、艺术、政治等领域崭露头角，但同时，对女性的限制、物化和规训仍然普遍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平等获得普遍认可的时代，但有关“什么是平等”的讨论却充满了误解、错位和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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