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潮的运动中，素有周期而反动者：孔子视周“礼坏乐崩”而向往“三代之治”；两汉经学重返经典；宋明理学视汉唐无儒，直承孔孟；到了清代，又掉了个头，离宋学而返汉学。
对于此，一直想写篇小文略论之。这种“隔代相望”的思潮回归，我姑且称其为“向古而治”。用词乖张，且勿介怀。
一、孔子的“礼坏乐崩”与“三代之治”
孔子（前551-前479年）基本上认定周朝是一个失秩的时代：人心不古，民生凋敝。他说：
孔子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论语》
“八佾之舞”是专属于周天子的礼仪，而鲁国的大夫季氏竟然在自己的家里演奏之。所以孔子谓之“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之所以不可忍者，乃是因孔子心中但见伦理失秩而痛心疾首。那么孔子心中的理想之治是什么呢？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孔）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论语》
由此，孔子心目中的治世就是尧、舜、禹时期的圣古“三代之治”：孔子为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而感到遗憾，但他并未气馁，而是致力于在当下恢复三代之治（“有志焉”）。孔子说“丘未之逮也”，大抵是表达了心中那种希望与三代圣贤风云际会的想法。
从孔子发端的这个“三代之治”，自此就成为儒家的终极理想。其实，宋明理学表面上要直承孔孟，内心念兹在兹的仍然是那个“三代之治”，朱熹（1130-1200年）把理学的目标就说成是“欲复二帝（炎、黄）三代（尧、舜、禹）”。那么，儒家视为终极理想的那个“三代之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宋代学者李覯（1009-1059年）的话或许可以回答：
昔三代之人，自非大顽顿，尽可以为君子。何者？仁义礼乐之教，侵淫于下，自乡徂国则皆有学；师必贤，友必善，所以养耳目鼻口百体之具，莫非至正也。
——李觏《盱江集》
在儒家知识分子那里，“三代之治”就是一个“仁义礼乐之教，侵淫于下，自乡徂国则皆有学”的理想时代。“师必贤，友必善”而“至正也”。大抵，儒家心中的那个治世是国正于上，教行于下，而政通人和的时代。
这是儒家思想潮流运动中，我观察到的第一个思想的回归。这种“托古明志”的思想活动，我们在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中也时常可以发现端倪一二。孔子的这个视周“礼坏乐崩”，而向往“三代之治”的思想，大抵是儒家这种周期性回归思潮的肇始。
二、宋明理学，弃汉唐经学，直承孔孟
1、宋明视汉唐无儒
宋明理学的一大特征，是对汉唐主流经学的反动。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字词上的训诂考证，以此来发现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从而“由经穷理”。训诂的技巧多为后人所用，如魏晋南北朝很多佛教经典的翻译，用了“格义”的手法（利用已有的儒家、道家的术语来阐述佛经），这可以算是一种高级的训诂。但是，训诂的技巧却不是宋明理学家发展学术的主流手段，这一阶段的儒学家崇尚纯碎思维层面的活动，称之为“义理之学”或“德性之知”。并且，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德性之知不假于见闻”，因此是有些鄙视训诂这种技术流的工作的。
汉代学者治经的“训诂之学”本质上就是咬文嚼字，十分琐碎而枯燥。而且因为年代久远，这种咬文嚼字常常失去原来的含义，常常又为妄人矫揉造作，贻害大方。宋明理学的主流，是不承认汉唐经学的价值的。余英时（1930-至今）说：“向往三代，轻视汉、唐，这本是宋儒的共同意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朝学者陈亮（1143-1194年）说“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而在主流的程朱系，兹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例：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二程集》
三代之治顺理，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
——《河南程氏遗书》
如此：二程认为，圣人之道由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后大道不传。言下之意：汉唐上千年历史当中，无得而传圣人之道者！所以二程说，“三代之治”的这种“良治”从两汉以来就没有了，而变成了“把持天下”的“恶治”。二程所说的这种“把持天下”，大概就是在抱怨两汉经学大宗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发扬的那套“天人感应”学说和政治结合太过于紧密。
朱熹的意思也大致如此。他甚至说：孟子之后上千年里，圣贤之道没有一天得行于天地之间，直到北宋二程子重新发明，才使得圣道为继。朱熹学术上师承二程，他这样说当然有尊师而重道的意味在里面，以此来发扬他的“道统”说。在朱熹那里，汉唐所谓的儒学大家的学说俨然说梦。在另一些场合，朱子的立场稍有缓和，说汉唐诸儒中只有个韩愈（768-824年）还勉强说的过去。见于：
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朱子文集》
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眀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韩愈）依稀说得畧似耳。
——《朱子语类》
不过有意思的是，朱子口中汉唐诸儒中还勉强说得过去的韩愈，对汉唐的学术（“道”）传承，也是大不满。他说：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
韩愈以为：圣人之道，以孔子为枢纽，上承三代（尧、舜、禹）之学，下传孟子。孟子死后，大道不传。在这套体系中，韩愈只字未提汉唐诸儒，不满之意蕴含其中。
综上：无论是朱熹的“欲复二帝（炎、黄）三代（尧、舜、禹），已自胜如唐人”，还是陈亮的“本朝.....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在宋代儒学大宗那里，超越前代欲直承孔孟的意图十分明显。
2、宋明理学直承孔孟之学
在前引的朱熹语中，他说“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眀此理”。朱熹的逻辑说的很明白：宋明理学迹于二程的洛学，洛学与之前的汉唐儒学是没有血缘上的继承关系的，而是因二程兄弟重新“发明”大道，隔空直承孔孟。这是跨越千年的神通啊！
宋明理学之间的元代学者大抵持相同意见。如欧阳玄（1283-1358年）在《许（衡）先生神道碑》中说：
臣观三代而下，汉、唐君臣未闻以道统系之者。当时儒家或知足与知，仁未足与居也。宋濂（指周敦颐）、洛（洛学，主要指二程）数公克续斯道，然未尝有得君者。
——欧阳玄《许先生神道碑》
这位元代学者与宋代学者看法相仿，以为：汉唐儒学未有能够继承“道统”者，即使当时的大儒也守不住“道统”。一直到宋代，濂学和洛学才重新接上了三代的“道统”。元代学者以为，宋明理学源于周敦颐的濂学，和二程的洛学“克续斯（圣人之）道”。这一说法与朱熹说二程兄弟“发明此理”意旨相投，说的都是宋学与汉唐的学问没有血缘关系，是向上直承孔孟的。
而在陆王心学这个体系，也是大抵瞧不上汉唐儒学的。刘宗周（1578-1645年）是明代心学除王阳明外的另一座高峰，他说到：
呜呼！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子。
——《刘蕺山先生遗集》
刘宗周看来，圣人之道是由孔孟一传程朱，再传阳明，也是没有通过汉通儒学家的中继的。
如此：我们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对汉唐儒学的反动，而欲直承孔孟。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另一次“隔代相望”和“向古而治”。
三、清代朴学的向古而治
清代学者发起了那场被称为“汉宋之争”的思想论战，论战中的主流是要彻底否定宋明理学（宋学），而重新回归汉学的。余英时说，清代的“汉宋之争”是儒家思想“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端重新颠倒所致，是要从宋明理学家极端重视的“尊德性”一端，回到两汉经学家重视的“道问学”这一端。
是的。我们也看到，清学否定宋明理学，而欲回归汉学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一部分，我前几天写了另一篇文章来说这个事情。详见《重读经典|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说起》。
关于清代学者，否定宋明理学而向汉学回归的思潮，证据很多。如凌廷堪（1757-1809年）说：
古学之兴也，顾氏（顾炎武）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指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指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指阎若璩）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指惠栋）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戴震）出而集其成焉。
——凌廷堪《校礼堂集》
凌廷堪口中说清代学者的训诂考证之学，为“千余年不传之绝学”。之前，宋明理学家也说汉唐的“千五百间......（圣人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这两者竟然是相同的口吻！就像宋明理学家否定汉唐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样，清代学者也断用这种口吻否定了宋明理学与清学之间的血缘关系。
江潘（1761-1830年）也说：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宋明理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指惠周惕 、惠士奇、惠栋）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江潘《汉学师承记》
在江潘看来，经术（治经之学）自两汉以后，经南北宋和元、明的断送，就越发隐晦（“此道益晦”），直到本朝三惠重新发现，才使得“汉学昌明”。回过头去看看，江潘的这句“（经术）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和朱熹说圣人之道在“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眀此理”是不是又是意旨相投呢？
专注于《易》的惠栋（1697-1758年）是清代考据学代表。清人钱大昕（1728-1804年）这样评价他：
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
——钱大昕《 惠先生栋传》
惠栋认为，孔子的微言大义藏于《易》当中，经由门人（“七十子之徒”）传承到汉代，到了魏晋玄学兴起（王弼）而汉学衰亡，大道失传。不过，得幸于其中的大义“略”藏于唐代经学家李鼎祚（生卒年不详）的《周易集解》当中。钱大昕说惠栋“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这样一来，钱大昕认为惠栋的学问得益于汉唐的经师们的，和宋明理学家是没有关系的！
反对宋学最为严厉的毛奇龄（1623-1716年）则说：
王弼（魏晋玄学家）后起，尽扫诸前儒所说，而更以清淡......而嗣此失学之徒，便于饰陋，悉屏绝汉学，专宗（王）弼说......延至赵宋，则仅晓王学，而不识汉学。
——毛奇龄《推易始末》
毛奇龄认为，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以“清谈”代替了经术。后人遂“悉屏绝汉学，专宗（王）弼说”。到了宋代，人们就只知道王学（魏晋玄学），而不知道汉学了。在毛奇龄那里，宋明理学是与魏晋玄学一脉相承的，都是专于清谈不经于时务的。
最后，以阮元为《汉学师承记》所作的序言来总结清代学者关于清学直承汉学思想的总结：
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
——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
四、最后
中国学术思潮当中的周期反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权以小文抛砖引玉、接引大方。
初于2018年1月20日。
改于2018年1月21日。
再改于2018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