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不仅学会了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还把帝国主义那一套学到了手，一直在寻找对外殖民扩张的机会，尤其对我国宝岛台湾垂涎不已，只是苦于没有出兵借口。
正如上一章中我们介绍的，为了寻找出兵的理由，在1873年，日本大使专程借给同治皇帝贺婚的机会，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清外交官们“套话”。而毛昶熙和董恂也果然上当，推脱台湾生番是“化外之民”，说这些台湾原住民不归大清官。
得到了这一清朝官方的回复后，1874年，日本马上就着手制定了所谓《台湾番地征伐要略》9条。名为惩戒凶顽，实为企图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作为其日后出兵大陆的跳板。
此时清朝的北洋、南洋两大水师还未建立，日本在海军建设方面算是先行一步。但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因此他们的海军也还未成规模。
在此次侵略行动中，日本只能派出日进号、孟春号、明光号、三邦号四艘船作为主力舰，同时雇佣了一艘英国商船约克郡号，和一艘美国商船纽约号用以搭载物资。
而正因为此次行动中有英、美船只与水手的参与，一些历史文章便声称此次日本侵台行动，得到了英、美两国在背后的支持，这实际上是误解了英、美两国在当时的立场。
日本出兵的借口，是故意混淆了“国土”和“国民”这两个概念。他们狡辩说，台湾生番既非大清国民，那他们的居住地就不是大清国土，所以此次侵略行动，是对“无主之地”和“无主之民”的讨伐，清政府不得干涉。
日本用这个理由糊弄自己国家的民众还可以，但旁人一看，就漏洞百出了。比如英国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就公然质问日本道，台湾明明是大清国土，怎么在日本口中成了无主之地呢？面对此质疑，日本拿出去年清政府“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的回答来诡辩，说中国自己已经承认，生番居住的地方不是中国国土，认可日本对其进行征伐。
巴夏礼对日本的回答不置可否，但表明英国局外中立之意，给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发了一份文书，声明：
“贵国政府雇佣我国之船只及人民，……参与此举时，其对清国之责任，应由贵政府负之。……清知府如认上述军事行动为敌对行为，则对参与此举之我国人民，不得不立即召回。”
而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Bingam）听闻日本兴兵举动时，态度比英国更为强硬，对日本外务少辅上野景范说：
“我美国政府曾承认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所以予对贵国政府雇用美国船舶及人民参与征抚生番一事，不能旁观，因此举系违反我美国与清国所订之条约。予将阻止美国船舶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用。”
后来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就此事函问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回函称，“（日本）从未议及有派兵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举。究系因何兴兵，未据来文知照。”
根据恭亲王的说法，英国判定日本所谓征番的说辞只是其侵略台湾的借口，于是按照之前对日本的警告，与美国一起下令禁止其船舶和人民参与日本的侵略行动。美国的纽约号和英国的约克郡号均听从命令，解除了与日军的雇佣合同。
而除英、美两国之外，意大利、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亦对此事件深表关切，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问，而日本的说辞并不能得到国际的认可。由于得不到国际舆论的支持，日本政府也没有自信能够独力挑战大清，因此差点做出了放弃此次侵略行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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