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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妨害公务罪”适用辨析

法律读库  · 公众号  · 法律  · 2020-02-15 10:19

作者:刘练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地行政职能部门、公安机关、社区、村委按照党委政府统一安排,投入大量人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具体负责检查、劝导、强制隔离等工作,在此过程中,有社会群众基于各种原因拒不配合,甚至采取暴力、威胁等过激行为,各地均有报道相关人员被以妨害公务罪予以刑拘、逮捕、起诉、判决。

2020年2月6日,两高两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一方面要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公务的行为,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另一方面,鉴于参与疫情防控的人员类别较多,方式手段多样,各类案件具体情况存在较大差别,为准确适用妨害公务罪处理相关案件,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关于“公务”范围的理解

按照通常理解,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的公务”,本次出台的意见采取了以“事务性质”,而非“人员性质”来判定公务,扩大了执行公务的主体范围,已有相关文章进行了详细论述,不再赘述,此处要重点探讨的是哪些事务属于“公务”。

有观点认为“公务”等于“行政执法”,这种理解过于狭隘,公务的概念应当大于“行政执法”,一是出于同一词汇在一部法律中解释的同一性原因,理应和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公务保持含义上的一致,另外也是本罪法益保护需要的原因,即保障国家公务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

基于此,对公务的理解,应当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一是事务本身的公共性,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实施;

二是事务的公权性,即法定的职权职责内容,当然这种公权不一定体现为裁量权和判断权,这不是公权性的必备要素。

因此,归结起来,公务就是指相关主体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有权主体的依法授权、委托而实施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活动。

在疫情管控期间,哪些行为能够纳入执行公务的范畴,需要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进行判断,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或有权主体授权的活动,一律不能纳入执行公务的范畴。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的诸如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措施,其依据在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而进行,当然属于公务的范畴。同时,在疫情时期,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按照相关规定,受上级行政机关政府部门的委托和统一安排,参与上述活动的,也属于在执行公务。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有的干部和群众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上述活动的,能否视为执行公务?笔者认为法律、法规的授权只限于相关单位,而没有针对个人,包括前述“两委”也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协助参与执行公务,并不存在直接授权到某个个人的情况,同时,公务的委托也不能随意进行,而应当依法委托,即法律规定能够委托的才能委托,否则,也是无效委托,作为志愿者而言,其若参与有其他有权主体在场的公务活动,为其提供协助,整体活动性质认定为公务活动没有问题,但是仅有志愿者在场实施的行为则不能称之为公务活动。

另外,相关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自发性的或者超越委托范围从事的疫情防控,如自行扩大防控区域,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手段,如擅自决定封存阻路等,由于并无授权和委托,不应属于公务范围。

二、关于“公务合法性”的理解

即使属于执行公务的活动,但公务活动本身违法,对于违法公务活动的妨碍并不足以破坏公务管理秩序,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判断公务是否合法,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着重审查执行公务的依据。在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除了直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外,政府及有关领导小组都会对相关工作进行细化安排部署,提出执行的要求,并发布通告,依据政府及有关领导小组的通告开展的公务活动属于合法活动,除非通告本身违反法律法规。

二是着重审查执行公务的主体。除了法定机关的工作人员外,还涉及被授权和被委托的主体,实际上很多其他不具备疫情防控职责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会被临时抽调参加相关工作,需要结合相关单位工作安排文件的证据来进行判断。

三是着重审查执行公务的程序是否合法。这里的程序合法性是指依照执行公务强制性程序来实施,即对于公务相对人具有重要保护作用的程序,一般性瑕疵不影响执行公务的判断。

四是着重审查执行公务的前提事实是否存在,即是否符合采取相关疫情防控措施的基本条件,若将根本不符合隔离条件的人强制隔离,将符合进出有关场所条件的人员限制进出都是不具备执行公务的前提事实的。

三、关于妨害公务的具体客观行为

从客观方面来看,构成妨害公务罪,需要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本罪客观行为不包括“其他方式”,也不能将其他方式直接解释为暴力或威胁。

从已报道的案件来看,目前大部分妨害公务案件都是直接对公务人员实施了或轻或重的暴力攻击,至于攻击造成的结果有的是轻微伤,有的没有明确的伤势结论。仅因威胁而予以刑事处罚的还算少数。

对于本罪客观行为的把握,应当坚持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即暴力、威胁行为足以对公务执行者产生身体和精神强制,导致公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即使是对检测设备、卡点栏杆、登记材料等与公务活动直接相关的器物实施的暴力以及对公务辅助者实施的暴力,只要暴力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导致公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的行为都属于妨害公务的客观行为。

四、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把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了对阻碍执行职务进行行政违法处罚的依据,在具体的案件中,应当结合具体情节,合理判断相关行为系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如对待确因客观情况不了解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行为人而实施的过激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为准,以行政处罚为宜。

另外,对于纯粹发泄情绪,基于生产生活需要等特殊原因冲撞卡点、不采取戴口罩防护措施,工作人员因工作态度对于激化矛盾负有责任的妨害公务行为,也应以行政处罚为宜。但是,对于故意挑衅,多次劝解无效的反复实施妨碍行为的,应当坚持从严从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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